社會學習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學習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建筑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大多數人從事的并不是方案設計。

大多數人在不了解情況的時候都以為自己將來必然是以做方案設計為主。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畢業5年后大多數建筑學專業的人在畫施工圖，只有少數人還在做方案設計；畢業10年后則只有極少數人還在堅持做方案設計。以方案設計專業而言，淘汰率一般高達90%！

為什么呢？因為方案設計的壓力和競爭極大，對人才的要求極高！對某個方案設計項目來說，一般只有兩個結果：勝或者敗！獲勝的方案還得面臨大量的長期的不斷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變！

這兩樣正好都是學校設計教學中沒有經受過強化的弱項！比如學校對學生作業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檔分數，社會上對方案則只有接受與不接受兩種結果。比如學校里學生交了作業打了分就萬事大吉，而社會則必須根據業主的意圖不斷修改方案直至業主滿意。

由于這個原因，大多數建筑學專業的畢業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徹底失敗的打擊，忍受不了沒完沒了的修改，最終放棄了和上學時的理想大相徑庭的方案設計專業，轉而從事風險相對較小的施工圖設計專業。

方案投標則更加嚴重，因為每次投標的成敗直接影響著設計師的名氣、人緣、受重視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標分若干種，比如內部投標、多單位投標、投標、邀請投標等等。不論哪種，方案設計師生涯中主要面臨的就是一次一次勝或敗的毫不留情的競爭。

不論你是誰，你是哪里畢業，你曾經中過多少標，只要你某一次沒能中標，則四處怨聲載道！原因很簡單：成本過高！

一次市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1-10萬元不等，一次省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萬元不等，一次國家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萬元不等。

僅僅由于方案設計師的無能或者剛愎自用導致投標失敗，當然會使得設計師所在單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敗導致建筑施工圖、結構、給排水、采暖、空調、電氣、概預算等各個專業沒有好項目可做，這些專業的設計師當然不高興啊。失敗的方案設計師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經參加的一次投標，最終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獲勝，第二名那家前后畫了近100張效果圖，最終卻一無所獲，您想想這家的成本吧，當時我雖然獲勝，心里卻是真的為那家的方案設計師感到悲哀！

一般來講，只要一個方案設計師連續三次沒能中標或者被直接業主接受其方案，設計師所在單位就會開始有意識地避免這位設計師參加方案設計或者投標了，因為直接成本和信譽成本都過高！

作為落后地區的設計單位，由于人才培養成熟后大多數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養設計師；作為先進地區的設計單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備力量，所以也不會在意某個設計師的精心培養。最終，由于各方面的壓力和缺少關懷，屢戰屢敗的設計師很少會經受住考驗而屢敗屢戰，而是一肚子怨氣地遠走他鄉或者考研或者出國，最終大多數還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圖設計師終其一生。

業主的影響則更加可怕！方案設計師的等級完全取決于業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設計師做某個項目失敗，尤其是給業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無論這位設計師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無聞，業主都會在有意無意中就把這位設計師的“劣跡”傳播到他所認識的人圈中，這種“公認”的失敗形象會導致這位設計師在該地區很長時間內抬不起頭來。

設想一下，您和中標的設計師同時出現，業主對待他自然象對待皇帝一樣尊重，而對您視而不見，那種感覺不是誰都能持續承受的！

方案設計行業，猶如“走鋼絲”的行業，只要失敗一次就幾乎是徹底失敗，一次失敗的影響一般在地區業內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復。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對待或者以“哀兵必勝”的心態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費參加方案投標（很多設計師由于失敗過多被領導勒令不得用單位成本參加投標），并且最終的確保持了相對高比例的中標率，那么您才可能脫穎而出，被社會接受為方案設計師行列，從而開始面對更加頻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級的方案競爭，而且依然是要么勝要么敗的殘酷毫不留情的競爭！大多數人撐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嚴謹能力差、競爭心態差、工作方法差、人際關系差、自學能力差、換位思考能力差、為業主著想能力差、市場意識差、成本意識差、投資回報意識差、廣告意識差、推銷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達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領導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設計行業存活多日的。而上述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設計師，怎么可能是多數人呢？！

方案設計實際上分為很多種：概念方案、策劃方案、設計方案、施工圖方案等等。但是我們的學校和社會都沒有對方案設計行業給予科學和正確的認識及待遇。

多數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行業的學生和其他專業人士并不了解一點：只有極少數投標是有標底的，即成本費。大多數投標根本沒有成本費用，甚至您必須買標，買標的費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標單位才能得到成本補償。

多數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行業的學生和其他專業人士更不了解一點：由于大型投標的成本高昂（10-200萬元），同時招標單位大多重視投標單位的所謂綜合資質（一般都只要甲級或者特甲級資質），而且大多不允許個人名義參加，直接導致絕大多數中國設計師根本就難以參加大型投標，當然也就不可能出現什么所謂的“通往大師之路”！

恰好，國家并沒有規定只有方案設計師才是設計師，施工圖設計師也叫設計師，甚至制圖、描圖也叫設計師！尤其是注冊建筑師并不考察設計師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數人自然轉向競爭壓力沒那么大卻很有“名分”的施工圖設計啦。

2、施工圖設計是建筑設計中極其重要的工作！

沒有準確嚴謹的施工圖設計，所有的方案設計都是空中樓閣！這是誰都明白的，這也是建筑設計從業人員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圖設計人員的原因，這也是國家的注冊建筑師并不專門考察方案設計能力的主要原因。樓不好看不要緊的，但是樓塌了樓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設計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疇，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質文明基礎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萬不要錯誤地以為建筑學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務是做施工圖！

3、建筑設計是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給自己樹碑立傳。

舉一個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裝修，找了一個設計師，這位設計師跟您說，您必須完全按照我的設計實施，否則我就不干。您會非常高興地答應嗎？到底是誰想實現理想啊？！當然如果這位設計師十分著名您可能會答應，多數情況下您自然會認為這個設計師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萬元做裝修，結果這位設計師做的設計需要造價50萬元，其中包含設計費10萬元，您會接受他的設計嗎？如果這位設計師因此而揶揄您“俗”、“修養低”，您會做何反應呢？！

舉一個例子：如果您去飯店，廚師給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這時廚師跟您說：因為我喜歡麻辣的啊！結果會怎樣？您當然會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論理的啊！

舉一個例子：您是一位事業上身經百戰最終建立起來了一個集團企業的企業家，現在找一位設計師給您的企業設計辦公樓，結果這位設計師跟您說：這個設計必須完全按照我的意圖來設計，因為您和您的董事會成員不懂設計——到底是誰要蓋樓啊？！難道您會放心把幾千萬甚至幾個億造價的辦公樓或者小區交給一位剛愎自用的設計師嗎？！

很多學生和想學建筑學的其他專業人士都有這種不可理喻的誤解：以為建筑設計是能夠實現設計師本人理想的理想職業。最常見的話就是：能夠設計并建成自己喜歡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金實現您自己喜歡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樓賣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認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個設計去了，業主怎么辦？！怎么可能不讓業主有決定權啊？！別忘了樓賣不出去跳樓的是業主，擔風險的也是業主，而您卻不想讓人家有方案的決定權！所以認為可以設計并建成自己喜歡的建筑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時的設計師與同時期的畫家完全不同。畫家是為自己而畫，畫的時候想的是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設計師是為業主做設計，做的是滿足業主的綜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著一定的創作自由，因為這時找您的業主和找張大千作畫一樣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認啦！

那么成名的設計師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設計大師的人數還沒有全世界的國家首腦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數多！這可是比考大學“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還要艱難的事情啊！

考大學很單純，您努力學習即可，而成為設計大師則是一個綜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環境、命運、機緣的眷顧才行！

所以，建筑學在99%的情況下只是一個職業而已，與其它行業相比，雖然是行行出狀元，但這個行業相對比起來更加艱難而不是相對容易！

所以，我們總愛說那些聽不進去老師苦練基本功的勸告的建筑學學生是“小馬拉車嫌路窄，幼鷹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紙薄”！

所以，我們總愛說那些一嘴皮的理論、一腦門的大師的建筑學的學生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們對那些沒有真正參與多年設計實踐的所謂理論人士的自以為是只能無可奈何地回避：沒有實踐檢驗的理論是什么理論？！

所以，我們對那些羨慕建筑學專業的其它專業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們的專業又實際又賺錢，何苦來趟這趟混水呢？！

4、設計競賽和設計投標是兩個職業。

很多成名的設計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設計競賽中獲獎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數人產生了崇拜情緒，甚至認為這些人比起設計院的設計師要高明許多。

實際上，設計競賽和設計投標是徹底不同的兩種職業，基本上沒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簡單：前者分若干獎項，即使您得了佳作獎也一樣光彩；后者只有勝或者敗，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樣是落選并不自覺地被歧視！

只有邀請投標或者招標時文件注明前幾名可以獲得成本補償才可能不至于徹底虧本。經常是幾十家設計公司投一個標，最終只能有一家獲勝，其它各家只能節哀順便、各安天命、血本無歸！

因此，如果您是因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設計競賽中獲獎的成名人士而對建筑學產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勸您分清理想化競賽與實際的投標的巨大差別和職業上的本質不同！

5、只有明確了實際目標，才能學好建筑學。

篇（2）

關鍵詞：復雜適應系統學習型社會主體性原則

一、復雜適應系統理論

復雜適應系統(CAS)是一類很有代表性的復雜系統，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是美國計算機科學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認為，復雜性來源于系統內部，是系統內部不同層次的要素的適應性促成并發展了復雜性。用最簡單的語言來定義復雜適應系統，它是由許多非線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組成的復雜系統。這些部分能夠適應變化的環境，而且，每一個“部分”都存在于另一個“部分”之中，從而形成了嵌套的層次結構。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復雜性起源于其中的個體(ActiveA．gent)的適應性，正是這些個體與環境以及與其他個體間的相互作用，不斷改變著它們的自身，同時也改變著環境。這些個體能夠與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交流，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學習”或“積累經驗”，不斷進行著演化學習，并且根據學到的經驗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各個底層個體通過相互間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層次，在整體層次上涌現出新的結構、現象和更復雜的行為，如新層次的產生，分化和多樣性的出現，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個體的出現等。

復雜適應系統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主體具有主動性、適應性、并發性。系統中的主體可以自動調整自身的狀態、參數以適應環境，或與其他主體進行協同、合作或競爭，爭取最大的生存機會或利益。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主體的性能參數在變，主體的功能、屬性在變，整個系統的功能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系統中的主體是并行地對環境中的各種刺激作出反應，進行演化。(2)系統具有層次性。在適應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個體之問的差別會發展與擴大，最終形成分化，漸漸地建立層次。首先，這種層次性比較明顯，各層之間界限分明；其次，系統內很多層次之間存在嵌套關系。(3)標識性。標識就是個體在與其他個體或環境相互作用時，尤其是在搜索與接收信患時，相互識別和選擇的標志。(4)主體與主體、主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系統演變和進化的主要動力。這種相互作用越強，系統的進化過程就越加復雜多變。由于學習型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適應系統的諸多特點。在學習型社會系統中，學習型個體作為基本的社會成員，是存在于這個系統中具有自身目的與主動性的、積極的“活的”主體個體通過積極與社會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持蕈學習到笛的經耋驗丟改矍變自身結構和行為方式。同類羹個豢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過“黏合”形成較大的所謂多主體的聚集體——元主體(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同樣可以像主體一樣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體從而導致層次的出現，學習型組織(元主體)在系統中有時像一個單獨的個體那樣行動。因此，CAS理論對學習型社會的構建也頗具方法論意義。

二、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視野中學習型社會構建的基本原則

(一)主體性原則

所謂主體性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終極價值，以現代人的精神培養現代人，以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的視野培養全面發展的人。

“主體”這個概念是CAS理論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論將系統中的個體稱為“主體”——具有適應能力的個體，強調個體的主動性，強調它具有自己的目標、內部結構和生存動力，把個體的主動性提高到了系統進化的基本動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體性原則在我國建設學習型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這是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所決定的。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觀點，學習型社會就是一種教育機會，是一個人人皆學、時時皆學和處處皆學的社會。另一方面，我國的教育傳統中以人為本的觀念相當薄弱，如果不能夠從人的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和確定教育的意義，社會和教育的發展方向就有可能與學習型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學習型社會的

建設就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學校教育要重視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習慣，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學校要加強與社會的聯系，在把學校資源向社會開放的同時，合理利用社會資源，學校要重視正規教育和非正規、非正式教育的和諧發展。學校還要注重各級教育渠道的銜接和貫通，注重不同教育類型間的相互轉換，尤其是學校內外教育機構要相互承認各自的學習成果。

(二)整體涌現原則

所謂整體涌現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系統的構建要以學習型組織為基礎，遵循整體構建的思想，強調學習型社會系統各組織之間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學校、家庭、社會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開展學習活動，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論認為，整體涌現性是指整體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線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統的組成成分按照系統的結構方式相互作用而激發出來的，是一種組分之間的結構效應或組織效應。不同的結構方式或組分之間不同的相互激發、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產生不同的整體涌現性。當我們說“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時候，指的正是這種相互作用帶來的“增值”效應。

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組織構成的，要建立學習型社會，必須使這些組織轉變成學習型組織，也就是要求各種組織通過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組織共同愿望，并通過共同學習和系統思考，克服組織發展智障，使組織充滿生機和活力，不斷追求發展和進步。所以，我們要大力開展學習型城市、學習型企業等各種學習型組織的建設，當全社會各種組織都變成學習型組織時，我們的社會就會自然過渡到學習型社會。

(三)活力性原則

所謂活力性原則，就是指學習型社會成員的學習活動，應該在堅持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認學習者基礎的層次性，把學習活動保持在具有層次性的復雜階段，使教育資源層次化，學習方式多樣化，使具有不同知識層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找到激發自己不斷向高層次目標前進的動力，保持學習活動和學習型社會主體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論告訴我們，“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特點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狀態太規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動催化組的產生；混沌狀態又太混亂，太無組織紀律，內部的自我破壞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處在秩序與混沌之問的復雜階段是最佳位置。因為在這樣的階段，系統既具有秩序與混沌_兩方面的優越性，又少了兩者的缺點。因而在這個階段，作用者的活力與系統的活力(組織的活力)就能夠充分地顯示出來，達到創造某種新奇的目的。

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大力倡導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觀念，倡導構建一個無人不學、無地不學、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社會。學習貫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劃分為學習階段和工作階段；學習是沒有圍墻的，不再局限于學校學習，還包括在職學習、社會學習等；學習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技能，還包括態度、方法、行為習慣等；學習形式是多樣的，不僅包括正規學習，還包括非正規學習，大量的學習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發生的；繼承和創新都是學習，而且創新是更重要的學、習，要重視創新性學習。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隨時隨地抓住適應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學習資源、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

(四)標識性原則

篇（3）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篇（4）

對空間的認識

篇（5）

作者：劉一鳴 單位：內蒙古大學

“有效市場假說”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為在假定中,證券價格和市場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資人或者經紀人理性的基礎上,但是實際上，有效市場在實踐和理論上有太大的差異，許多投資者的金融行為依據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說“噪音”來決定是否購買。”有效市場假說”的實現有賴于有風險的套利機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設上更明顯地體現出來。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一種金融行為都必須在社會領域中才能具體實現，并且還會受到社會的制度、文化、思想觀念的影響，④因此，經典金融理論缺乏科學性和全面性。“行為金融學“認為，經典金融學的弊端在于：“只關注經濟行為和經濟市場對于金融行為和效果的影響，而忽視了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觀念等非經濟因素對金融行為的影響。”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認為，行為金融學和社會制度的結合是金融行為在社會學視角下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對于經典金融理論的反思將為金融行為理論在社會學研究中的新領域。

在社會學范疇下研究金融行為，是金融研究向社會現實和金融現實進一步結合的標志。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金融體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機等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發生變化；同時，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的變化又使各國的金融市場卷入全球經濟和政治范疇。人們對金融影響的感知超過了市場本身，金融行為與社會生活聯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金融新聞的社會學研究有了更加寬闊的空間和研究意義。嵌入性和脫嵌性理論⑥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金融市場和金融行為的研究由古典經濟學領域發展到有效市場假說，然而這兩種理論都是高度抽象的狀態下研究的。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參與者也不同于經濟人，所以前兩種模式不可能解釋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新經濟社會學對“嵌入性”和“脫嵌性”提出質疑。“嵌入性”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整個社會中產生的。波蘭尼的觀點是：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社會關系被嵌入到經濟關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薩提那認為存在著至少兩種市場：一種是經濟社會學傳統下嵌入社會關系中的市場，另一種是脫離社會關系的脫嵌性市場。網絡的發展使全球性電子交易得以實現，現實中的社會關系網絡被計算機網絡代替。然而，S.塞桑在電子交易金融行為研究中發現，信息化和電子時代的金融行為依然嵌入社會關系中，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信息必須依賴于資源和情境，信息技術依然要依靠物質資源。在目前看來，金融市場受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制度影響，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實際上是說明，經濟是社會的一部分。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社會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實從這個角度去解讀，可以發現，經濟領域的實質是社會領域的一部分，兩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關系，而是內在的一致性。金融領域的研究應該屬于社會學研究的課題，如此看來，研究金融行為在金融領域還是擴大到整個社會領域有沒有本質的區別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社會網絡和文化系統馬克•米茲魯奇和杰拉德•戴維斯借助于社會網絡和新制度理論，對美國的商業銀行擴張進行研究。從20世紀60至80年代，美國銀行由以區域和地方業務為主的較小規模，發展為共有150家銀行、擁有國外分行的國際性產業。他們認為銀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種由組織及其決策者所推動的組織現象。金融行為可以視作是一個合理的行動方式，作為一個金融決策，在企業間以網絡的形式擴散開，借助社會關系網絡收到行為反饋，使其他銀行模仿或者被引導，從而形成廣大的影響。另一種對金融行為的研究就是把市場理解為“文化系統”。⑦米歇爾•阿伯蕾菲亞通過對證券股票和期貨市場人類行為的研究，揭示了金融行為是社會性在社會關系和文化中的系統行為。金融市場的交易過程不是簡單的交易，交易過程包含了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交易結果是社會、文化和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可把金融市場視作是一種文化系統，這就意味著交易不單單是重復，而且體現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們進行不同的選擇。交易中產生的理解隨著時間會被制度化，這種制度成為金融市場中金融行為的參與依據。金融市場文化隨著金融行為而變化，并在交易中不斷產生、發展和變化。

篇（6）

一、文獻綜述

根據MichaelWoolcock(2000的研究，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_JHanifan，1916)。1988年，著名的社會學家科爾曼(J．Coleman)在“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一文中，明確提出社會資本是“一種責任與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規范與有效的約束，它們能限制或者鼓勵某些行為”。此后，社會資本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有力和流行的研究領域之一，并被廣泛地用來解釋許多社會現象和一個區域或國家的經濟繁榮。

目前，國外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形成了較為規范的體系。不同的學者從網絡組織、價值觀念、行為規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動等不同側面對社會資本概念進行了界定。如普特南等(R．Pulnamet．a，1993)在著作“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中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網絡、規范和信任，它們有助于人們為了共同的利益進行協調與合作”。福山(Fukuyama，1999J則界定社會資本為“群體成員之間共享的非正式的價值觀念、規范，能夠促進他們之間的相互合作。如果全體的成員與其他人將會采取可靠和誠實的行動，那么他們就會逐漸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劑，可以使人和群體或組織更高效的運作”。

就國內研究現狀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涌現出了一大批介紹、探討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的文獻，特別是在探討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成因的分析中，社會資本成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然而，對社會資本的理解存在較大的差異，還沒有形成共識。王立軍(2007)認為國內研究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可以歸納為三種：“資源說”、“關系網絡說”和“能力說”。

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是隨著學習型經濟，尤其是學習型區域等概念的興起，區域學習成為區域倉0新體系的研究新視角的背景下，區域創新體系研究的新拓展。其涵義是指體系內各創新行為主體(企業、高校、科研單位等)通過與創新體系外部的知識聯系積極獲取新知識資源，各創新行為主體及有關機構(政府部門、中介機構)之間通過交互學習使知識轉移，增加區域社會資本的積累，提高區域的創新能力，形成和保持競爭優勢的一種區域創新體系。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將學習作為核心的、有著較強學習效應的、有效的、開放的區域創新體系。

本文擬把社會資本和區域創新體系的理論結合起來，構建基于社會資本的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更加系統化地分析社會資本在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的作用。

二、區域社會資本的內涵及特征

(一)區域社會資本的內涵

結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認為，區域社會資本是區域為了獲得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提升區域競爭優勢、獲得稀缺資源所建立的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及規范，它反映的是區域內地方政府、企業及其他創新主體合作的程度。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培育區域社會資本的最直接目的是為了擁有獲得稀缺資源的能力。通過對區域創新體系內社會資本的動員，可以為其帶來各種利益，既可以是直接的經濟利潤，也可以是因降低某種成本而帶來的間接利潤。區域社會資本的載體是社會網絡。在區域創新體系中，社會關系網絡有利于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彼此信任，從而節省了創新合作的成本，加快了知識資源的傳播與擴散速度，創造了合作剩余。

區域創新體系中社會資本的基石是信任。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信用是整個社會的最大資本，如果一家企業、一個國家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也就沒有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社會資本也不可能形成，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都不可能提高。”信任可以使創新主體減少交易成本，獲取更多稀缺資源。

(二)區域社會資本的特征區域創新體系中社會資本的有關特征可以歸納如下：

無形性。區域社會資本是各創新行為主體，如地方政府、企業、大學與科研機構、中介機構、金融機構之間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交流和溝通網絡而形成的網絡關系。

公共性。區域社會資本需要區域各主體長期的博弈合作即交互作用來形成，需要采取“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奧爾森，1995)來生產。互惠的規范能夠保證各主體之間持續的交往，創造一種重復博弈的處境，有助于主體間的互信和合作，克服“搭便車”行為的發生。

客觀性。人們在長期的研究與實踐中發現，社會資本所代表的“文化力”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

可塑性。區域創新體系中社會資本的形成，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投資策略的產物。政府可以引導社會資本的形成，利用一些現存的社會體制，通過各種物質或非物質的交換，使社會資本得以確立，并不斷地進行自我再生產。

三、區域社會資本對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內學習的激勵效應

區域社會資本對學習的激勵是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內獨特的創新優勢和競爭能力的內在支撐。可以說區域社會資本是一種重要的區域創新動力，它已成為區域創新體系增強競爭優勢的關鍵因子。這種激勵效應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創新成本的節約效應

區域社會資本尤其是非正式聯系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區域內企業問以及企業與機構間的信息交流與知識共享。區域社會資本能夠有效地降低各主體間的創新成本。

首先，搜尋成本方面。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的地理鄰近性、產業集聚性以及由于根植性所形成的共同的產業文化，使得區域內企業相互信任并不斷地進行交流，這就加快了新思想、新觀念的擴散，信息搜尋成本大大降低。其次，減少創新的不確定性方面。區域內企業利用社會資本獲取和分享與創新有關的知識，從客戶、競爭者或供應商那里了解各種生產、經營方面的信息，從而減少了創新的不確定性。第三，談判成本方面。社會資本豐富的區域內信任、合作、開放、創新的文化使得區域內企業愿意共同承擔創新風險、重新組織企業間關系、采取集體行動以實現互惠，這就減少了談判成本。第四，交易成本方面。在合約不完全的情況下，對不合作與不守信者進行懲罰淘汰出局等，能降低區域創新主體問的交易成本，起到降低區域創新成本的作用。

(二)區域學習能力的提升效應

區域學習能力是其所在區域競爭優勢獲得的關鍵，區域學習能力既依賴于其內部結構和發展戰略，也依賴根植于其所在區域的一些外部因子，尤其是區域社會資本因素。首先，區域社會資本能夠為各主體學習提供各種信息和學習資源。這些信息資源是各主體學習過程中的信息基礎。其次，區域社會資本使區域各主體通過信息、技術與人員的自由流通，實現各主體間互動學習。再次，區域社會資本加快區域及各創新主體技術“新陳代謝”步伐，使整個區域成為“學習型區域”，區域學習能力提高。

(三)區域創新主體合作的激勵效應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導致新技術層出不窮，創新的跨地域特征日益明顯，各創新主體間創新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顯現。區域社會資本所體現的網絡、信任與互惠的規范等是實現區域創新的重要前提。首先，區域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創新信息的快速流動。其次，區域社會資本所體現的合作網絡能夠促成企業集群的形成，產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最后，區域社會資本能夠有效地培養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進而有利于區域創新環境的形成。

(四)知識創新轉移的促進效應

首先，有利于技術創新轉移所需知識源的獲取。一方面，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本身就是一個良好的擴散社會系統，區域內企業良好的非正式交流與正式合作以及人才流動和企業家衍生有助于創新及其擴散；另一方面，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有著豐富的縱向、橫向企業間聯系以及企業與政府部門、中介機構的聯系，從而可以迅速的組織資源，為技術創新擴散服務。

其次，有利于創新的快速傳播。根據Rogers的創新擴散理論，創新在個體層次的采納和實施過程包括認知、說服、決定、實施和確認五個階段。對于個體層次來說。

區域社會資本有利于對創新的認知、說服、決定、實施和確認，使得個體盡快的走完認知、說服、決定、實施階段，并盡快的確認創新或確認對創新的拒絕。同樣的，對于組織層次來說，區域社會資本有利于企業認識自身的問題和對信息的搜索，從而縮短了決策的時間。

再者，有利于擴大技術潛在采用者范圍和增加實際采用者數量。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的空間、產業、社會的接近性，以及與“試錯機制”伴隨的企業的創新“示范效應”，使得人們更加可能對好的倉0新認可并更容易實施創新。還使得創新擴散迅速達到“臨界大多數”點，沖破創新擴散過程中的瓶頸，實現擴散的自我維持，從而增加最終采用者數量。

最后，有利于創新質量的提高。與良好的社會資本推動下的技術創新擴散相伴隨的是創新接收者對創新的理解、認識、實施以及再創新。創新源和創新接收者之間的互動有利于接收者解決問題，有利于創新源對創新的再認識。同時，創新接收者的再創新對創新質量的提高很有幫助。

(五)創新產生的快速效應

在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內，激發企業勝出同行的強烈欲望和害怕被市場淘汰的恐懼感使得企業問的相互比較持續進行，促使企業不斷改進管理，加速技術學習。創新的效果得到快速的檢驗，創新得到有效的并且是快速的傳播。因此，創新得以快速的產生和擴散，創新循環不斷加快。Landry等人用6個變量，即商業網絡(BusinessNetWOrk)、信息網絡(InfOrmatiOnNetWOrk)、研究網絡(ResearchNetwork)、參與資源(PartiCiPatiOnAssets)、關系資源(RelationalAssets)和信任資源(TrustAssets)等來衡量創新企業的社會資本水平，用在Montreal東南地區不同行業的440個企業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是社會資本水平對企業的決策和創新速率都有較大影響。

總之，豐裕的區域社會資本促使區域內形成有效的創新網絡，在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發揮著動力作用。只有不斷豐富社會資本，完善信任機制和互惠規范，培育和健全區域創新網絡，才能逐步提升區域學習與創新能力，構建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

四、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的社會資本建設

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的社會資本是區域內各主體交互作用與博弈的結果。布朗(2002)指出：“在社會資本系統中，要素是構成社會網絡的個體自我。系統的結構是聯結自我的關系類型。系統的環境是把該系統包含在內的更大的社會生態”。社會資本按系統論的思想，可以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中社會資本的建設就是這三個層面社會資本的開發和積累過程。

(一)微觀層面——企業社會資本建設

借用MichaelWoolcock的“整合”和“鏈合”概念，企業整合即針對內部社會資本而言，包括存在于員工之間的、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管理者之間以及各部門之間的社會資本。企業鏈合則針對外部社會資本而言，包括：一是企業的縱向聯系，即企業與上級領導機關、當地政府部門以及下屬企業部門的聯系；二是企業的橫向聯系，即企業與其他企業、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機構、中介組織等的聯系。因此，建設企業的社會資本，既要提高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本存量，又要加強企業外部的社會資本建設，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培育團隊協作型企業文化。首先，企業應在員工中培育共同的理想和價值觀念，使員工對企業有認同感、歸屬感，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其次，企業應通過采取各種激勵措施滿足員工的物質和精神心理需要，使員工與企業之間結威命運共同體。最后，企業應加強道德建設，并建立和完善企業內部的各項規章制度，通過企業道德的力量和制度規范來約束員工的行為，增強員工之間的互信和合作機制。

2．加強企業誠信建設。企業自身的誠信建設是企業融入社會網絡的必要前提對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積極效應。體現在：一是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的信任度可以有效降低不確定性，縮減企業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防范投機行為；二是提高組織效能。加強企業的誠信建設可以促進人際間的溝通，強化員工對組織目標的認同，提升組織的凝聚力；三是有利于企業文化的培育。在企業的誠信建設過程中，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的共同性活動，加強員工發展信任的機會和發展共同文化。

3．改革企業組織結構。企業組織結構作為企業內部社會資本的載體，是構成企業內部網絡建構的重要方面。企業應改變傳統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將其轉變為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結構。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結構，不僅有助于員工之間的橫向信息交流，建立員工之間的互信合作機制，而且有利于實現企業員工之間的知識共享。

(二)中觀層面——區域社會資本建設

學習型區域創新體系的區域社會資本建設包括區域企業問的競爭合作與企業社團的建設兩個方面。

1促進企業間競爭中的合作。從競爭走向合作，是企業間競爭的新趨勢、新特點。為此，企業經營者應改變傳統的與競爭對手之間非此即彼、非贏即輸的狹隘競爭觀念，樹立與競爭對手既競爭更合作，通過合作謀求多贏的觀念，培養與競爭對手建立高度信任的合作網絡的共識，增強建立跨企業網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大力發展企業戰略聯盟，促進區域企業間競爭中的合作，依據現有優勢和發展潛力合理地進行區域間分工，協同創造區域經濟優勢，使企業按照市場規律自愿組合、協同發展。

2．加快培育中介服務組織。中介服務組織可以通過建立行規行約，約束企業的行為，避免無序的競爭。同時，會員通過正式的組織參與，可以擴展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加快培育區域內中介服務組織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要鼓勵企業組織不同類型的行業協會，增強企業網絡的穩定性；二要盡快取消對民營中介組織的歧視政策，拓寬民營組織的業務領域；三要在加強政府監管的條件下，積極為民營中介組織營造公正透明的法制環境；四要通過考試制度、選拔制度，不斷提高中介服務人員的素質和業務水平。:

(三)宏觀層面——區域創新環境建設宏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建設主要是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環境的建設。主要應從以下方面入手：

1．穩定的社會經濟政策。經濟政策的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一個擁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的地區必然要比政策環境不穩定的地區擁有更加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政府是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者，企業則是這些政策的規范對象。政府和企業在實施經濟政策方面是～種博弈的關系，一種穩定的經濟政策就是一個無終止期的重復博弈，容易形成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關系。政府經濟政策的穩定與否取決于政府的決策行為是否被納入一套規范的框架之下，以及決策機制是否科學、民主和透明。

篇（7）

【關鍵詞】社會學前衛/大眾文化/微觀政治/當代藝術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舉行的第2屆成都雙年展座談會上，評論家李公明教授與王林教授對展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李公明認為展覽具有嘉年華的特點，但藝術家還是對社會提出問題太少。他強調了藝術與政治的內在相關性，認為當代藝術應該有對世界的積極回應，承擔對社會進步與公平的責任，從而繼續尋求對宏大敘事的營造的可能性。

王林則對展覽中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和展覽策劃提出了批評，他的觀點與李公明有相近之處，即“當代藝術家距離問題太遠”。他認為不能說新一代藝術家年輕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精神，當代藝術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國的前衛藝術從來沒有回避過政治問題，而一個不觸及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展覽是缺乏學術性的。對于兩位評論家的批評，展覽策劃人范迪安教授回應說：“當代藝術和大眾文化相關聯是我們討論的問題，說我們沒有考慮學術問題是不對的，技術和學術我們都要考慮。”（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

范迪安的簡要回答提出了“當代藝術與大眾文化”這一重要問題，即對于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具有濃厚大眾文化特征和個性化日常經驗的藝術表達，應該如何認識？在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代藝術有沒有可能從其他方向切入當代社會？這一問題的提出，反映了我們對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當代流行藝術的文化判斷，也提供了一種對過去二十年來由“八五美術思潮”所形成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的機會。判斷一個展覽是否具有學術性，不在于一個展覽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是否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這個展覽與當代社會的視覺關聯，以及這個展覽以何種方式組織和表達這種藝術與社會的視覺關聯。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并表達當代藝術對社會現實的態度與呈現，正是新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課題。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并處在不算發達的現代工業與商業環境中的中國的大眾藝術，會有怎樣的特殊表達方式和視覺形態？這是我們作為策展人不能不關注的藝術趨勢。

1939年，格林柏格發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理論名篇《先鋒派與庸俗藝術》，在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會可以并存著看起來似乎并無關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詩與錫鍋街樂隊的流行音樂，勃拉克的畫與《星期六晚郵報》的版面，也就是所謂的“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差異與并存。問題在于這種差異是否就是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新出現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認為，討論這一問題必須考察這樣一種關系：特殊個體經歷的審美經驗與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由此，格林伯格討論了先鋒派藝術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批判與歷史批判的不妥協態度。這種對現實的勇敢批判卻導致了現代派藝術家對社會的自覺疏離，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絕資產階級的政治(當然，它無法拒絕資本主義的市場)。因此，先鋒派發展起來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尋找一條途徑，在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激烈沖突中保持文化的運行。“先鋒派藝術家和詩人完全從大眾中退離出來，通過把藝術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現絕對來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藝術，在這種對絕對的表現中，要么解決一切相對性和矛盾，要么對這些問題不予理睬。于是，‘為藝術而藝術’和‘純詩’便應運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題材和內容”（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先鋒派藝術將注意力關注于藝術語言和表達媒介自身，將經驗還原為“為表達而表達，表達比所表達的東西更重要”，這種專業上的專門化、精英化和對題材、內容的冷漠，疏遠了許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們技藝奧秘的人。大眾對精英文化的漠不關心使先鋒派在當代文化的發展中由于缺乏群眾和市場基礎而受到生存的威脅。

在對先鋒派藝術在總體文化中的處境日漸艱難感到憂慮的同時，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業化所帶來的另一種“后衛”藝術——庸俗藝術。根據格林伯格的歸納，它包括流行的商業性的藝術和帶有彩色照片的文學、雜志封面、插圖、廣告、通俗黃、喜劇、流行音樂、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在今天，我們還應該加上電視娛樂節目、數碼影像、動漫、電腦游戲等)，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流行藝術與大眾文化，是一種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鄉下人所需要的消費文化，這些市民與民工對正統的文化價值無動于衷而又渴望某種文化娛樂，借以打發無聊與排遣城市生活的壓力。

格林伯格對庸俗藝術的生產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對于志在創新的前衛藝術的巧取豪奪：“庸俗藝術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發現的東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識。它從這一文化傳統中借取技法、訣竅、策略、經驗方法和主題，并把這些東西變成一個體系，拋棄不需要的成分。它從歷史的積累起來的經驗庫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漿。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今天的通俗藝術和文學曾是昨天屬于創新深奧藝術和文學的真正含義。”（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今天，大眾文化已成洶涌潮流，藝術與市場的關系日益緊密，本雅明所預見的復制性藝術對傳統的手工技藝的經典藝術造成極大沖擊。我們對待大眾文化與流行藝術已不能再持一種簡單的批判與聲討，而應該更深入地研究當代藝術與當代社會的復雜的美學關系。

在我看來，格林伯格對于流行藝術的全面否定(雖然他也承認庸俗藝術有時也制作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某種帶有真誠民間風味的東西)是站在美學前衛的立場上反對流行藝術對藝術語言的資源掠奪與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沒有注意到當代流行藝術對大眾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對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與深遠，與之相比，一些知識分子在專業刊物上對流行文化的批判與聲討就如同在大海中扔進幾個石塊。社會生活的潮流激變使我們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間日益陌生，而他們正是當代藝術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與接受者。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區”舉行的藝術展覽和活動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陌生的年輕面孔，他們對藝術的定義和態度與我們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創作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對于當代社會的切入與表達，有關藝術語言和技術表達的問題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讓位于對于現實生活和個人經驗的綜合性表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當代藝術中的前衛性，那么這不再是一種專注于藝術語言與媒介的“美學前衛”，而是一種重視社會生活變遷與個體感受的“社會學前衛”（注：關于這兩種前衛的概念與歷史，請參閱我的論文《前衛》，載《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藝術語言的階段后，在某種意義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術對于社會、政治的關心與表達（注：藝術評論家栗憲庭有一句著名的話“重要的不是藝術”，說明了80年代中國前衛藝術的社會學性質而不是美學性質。）。區別在于，80年代青年藝術家對于社會、政治的變革熱情是在歷史與傳統的背景上所產生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而今天的青年藝術家更多地從個體經驗出發，在微觀沉潛的層面上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劇烈變化。

借用語言與文學的概念，如果說，80年代的前衛藝術還具有一種古典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情結，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種演說與宣言。這種演說與宣言，具有古典主義的宏大敘事特征，是一種單方面的自我表現，它所面對的，是藝術家想像中的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叛逆與革命的對象，藝術家在自己的實驗藝術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對傳統的批判與摒棄。

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發生了轉換，當代青年藝術家的表達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種自語與對話的特點。觀察成都雙年展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藝術家的普遍狀態。這一代與80年代新潮美術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他們沒有那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英雄主義與救世理想，而是將個人的生活和大眾文化與影像圖像作為重要的藝術表達資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異樣的眼光觀察物象，從中獲得異樣的感受。當然，這種感受沒有前輩畫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由堅定的理想與價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性，我們在這一代青年畫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離與恍惚，曖昧與自戀。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會流露出無言的茫然和對前景的困惑，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在作品中對于閑暇與享受的表達更具有一種對世俗生活的體驗、認同與投入。而他們在藝術表達方式上已經由于當代藝術信息的豐富來源和材料的多樣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與綜合性。

意大利藝術評論家奧利瓦在《超級藝術》一書中提出了“熱超前衛”(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衛”(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這大概是借用了現代藝術中的“冷抽象”與“熱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時性概念，而是先后的歷時性概念，即“熱超前衛”的一代人以使用語言的方式來利用強調藝術價值的機會，這種語言求助于歷史，以此作為其分離于日常用語的標志。而當前的一代人卻采用一種綜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對材料和語言選擇中的固有難題做出直接的反應，哪怕這些材料和語言是根據同樣的疏離以及折中的能力來加以使用，奧利瓦稱之為“矯飾主義者的模仿”。他指出“時下的藝術家們按雙重意向來操作，即首先選用可辨認的事物，并將其加工處理，使之在與觀眾的目光相遇時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場所和建設性方式，使之能夠以新近精煉出來的距離感和意圖來環繞其作品”（注：奧利瓦：《超級藝術》，毛建雄、艾紅華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在這里，他實際上區分了早期現代主義的精致語言的前衛藝術與后現代時期受到大眾文化影響與滲透的缺乏修養的流行藝術。

當代藝術的傳播越來越依賴于藝術信息的獲取和藝術活動的配套操作，大眾媒介、收藏與市場日益成為具有評論價值的重要因素而發揮著影響力。當代藝術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展覽與大眾媒介建立自己的符號系統即商品品牌識別系統，從而增加藝術神話的附加值的重要性。為此，選擇社會熟悉的大眾文化符號并對已有的傳統文化資源加以挪用，是一個與大眾和傳媒建立緊密的消費聯系的公關策略。

美國藝術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衛藝術的這種復雜性，也就是前衛藝術與“現代性”的關聯：“在1860年—1918年間作為藝術的一些前后聯系，前衛藝術的豐富性可以依賴它給予平面性的這種復雜和兼容的價值——必定從其他地方而不是從藝術中得出的價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將使那種平面性作為‘大眾化’的同義詞——因而將某種東西精巧地、清晰而顯著地構想出來。或許它表示了‘現代性’，因為平面性意味著用幻覺召喚出的廣告、商標、時髦畫片和照片的純粹兩維性。”（注：T·J·克拉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藝術理論》，見《波洛克及其之后》，紐約哈珀與勞出版公司1988年版。）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與大眾文化具有血緣關系的流行藝術？還是在成都雙年展的座談會上，陳瑞林教授的觀點對我們可能會有啟發，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對藝術家提出過多的要求，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的消解，家長里短也能推動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改變社會的還是大眾藝術。改變社會思維方式的還是流行藝術。我對大眾藝術、實用藝術比較感興趣。讓民眾感受藝術，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現代藝術是很寬松的。”（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表。）這一觀點反映了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界與藝術界的影響，流行藝術已經并且將會獲得更為寬容的發展環境。

在后現代主義看來，今天已經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先鋒派，也就是說，不再有令人震驚的藝術和受震撼的社會之間的那種張力，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它證明了在西方社會，先鋒派已經取得了勝利，社會本身已經接受了創新與變革，但這恰恰導致了“前衛”的制度化，并賦予它不斷推陳出新的任務。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注意到西方藝術經過現代主義的前衛洗禮，已經獲得了一種文化沖動力，即藝術“已呈現出一種追求新穎和獨創性的主導性沖動，以及尋求未來表現形式與轟動效果的自我意識，這就使得變革與創新的設想本身遮蓋了實際變革的成果”（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9頁。）。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前衛已經死亡，理由是在當代藝術中，形式革命的空間已經發掘殆盡。而前衛藝術極端強調的個性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很大的虛幻性，個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福柯認為，現代主義強調的主體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體性都是虛幻的，個人在整個社會的權力關系中存在，為這種關系所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以及規范化，個體接受社會權力的制約和社會規范，自覺內化，這是一種被動的“生產性的主體”。但福柯也強調個人要從被他人改變轉向自我轉變，從而發展出以分散、多元對抗統一性的“微觀政治”。“微觀政治”是反體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強調主體行動的自覺性的，“必須把政治行動從一切統一的、總體化的偏執狂中解救出來，通過繁衍、并置和分離，而非通過剖分和構建金字塔式的等級體系的辦法，來發展行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轉引自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討論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如何被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和規范化，個人處在全方位的社會權力網絡體系中，每一種人際關系都是一種權力關系，個體似乎處于悲觀的無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從強調“統治技術”轉向強調“自我技術”，即強調個人如何被他人改變轉向強調如何實現自我改變，他呼喚一種在社會微觀層面發展起來的多元的自主斗爭，用一種后現代的微觀政治學概念取代了現代的宏觀政治學概念。通俗地說，當分散的個體不具有對整體社會中心權力的控制權時，他可以通過個性的自由與解放來獲得對自我的控制權。這種“微觀政治”以兩種反話語形式獲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種是“話語政治”，即邊緣群體通過抵制將個人置于規范性約束下的霸權話語來解放自我，獲得自由；一種是“生物性政治”，即個體擺脫規試性權力的束縛，通過創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來重塑軀體，從而顛覆規范化的主體認同和意識形式。將“”與“欲望”提升到一種文化與政治的高度來切入社會，是當代藝術對于傳統價值的一種和平顛覆的后現代策略，這就要求我們對當代藝術中的“”和“欲望”從社會學的角度還原它在現實生活中的大眾基礎，這也是我們了解行為藝術與身體藝術的一個切入點。

展覽現場

篇（8）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篇（9）

成人教育的個體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會個體成長和發展過程中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個體功能主要表現在促進個體的個性化發展，從而提高個體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質量。以人為本是學習化社會的基礎和核心，它提倡的是個體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成人教育能夠促進個體個性化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1）有利于個體差異性的發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針對個體的差異性和特殊性開展因人而異的教育，同時，由于成人教育具有豐富性，所以能夠根據個體的興趣進行自主選擇式教育，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夠促進成人主體能力的發展。主體能力是指主體認識世界和改造外部對象的能力，成人能夠通過參加多樣的課程提高自身素質和能力，由此可見成人教育是實現個性化發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夠提高個體的謀生能力和生命品質。首先，在成人參加技能培訓的過程中，可以提高個體的謀生能力，使他們能夠更好更快地與學習化社會相融合。如農民工可以通過參加成人教育的課程獲得非農技術，提高謀生能力和謀生手段，從而促進社會流動。其次，構建學習化社會能夠滿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質和生活質量。學習能夠使人們獲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極大滿足，能夠提高精神境界，從而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們生存能力和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撐。

2．社會功能

社會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進社會發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促進政府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加快學習型政府的形成，從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過改善政府人員自身的知識結構，使其成為愛學習、終生學習的知識性工作人員，同時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創新能力，通過對其思維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養，從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

（2）成人教育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只有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和創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成人教育靈活的教育方法擴大了受教育的規模，提高了勞動者的知識文化素質和工作技能，同時，學習化社會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張終生教育，這種理念使勞動者的知識結構不斷更新和進步，從而保證了人力資本自身的可持續性，其人才結構的穩定性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進文化的傳遞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僅涉及科技知識，還涉及文學、藝術等，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交流。

篇（10）

1.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和發展有著特殊的綜合效應

體育旅游概念眾說不一,旅游理論中也沒有涉及體育旅游的詳解。這里引用較為公認的兩種說法:一種是認為體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離開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參與或觀摩相關體育活動為主要內容的主題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從事的各種身體娛樂、身體鍛煉、體育競賽、體育康復及體育文化交流活動等與旅游地、體育旅游企業及社會之間關系的總和[2]。分為參與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觀摩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自發進行體育活動的體育旅游、參觀體育勝地的體育旅游等多種類型。另一種是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規定,體育旅游屬于休閑論文格式、娛樂、度假、健康醫療類,依其旅游特點有項目型和綜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風箏、釣魚、草地式羽毛球、網球、蹦極跳、熱氣球運動、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屬項目型體育旅游;綜合型體育旅游具有體育項目類型化、多樣性、集約式布局的特點。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發展體育旅游業有著綜合性社會效應。首先是陶冶情感,促進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現代社會的快節奏使人們的生活處于較為緊張的行進中,特別是信息業的發展,給人一種近地密集和遠地壓抑的心理感受,當然也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不良社會因素的存在和不時侵擾是現實情況。為此,通過體育旅游靜化和放松被壓抑的情感,保持和促進身心健康成為人們首肯的選擇方式之一;其次是擴展視野,挑戰人體極限,增長知識的作用。體育旅游者愿意選擇自然風景區,特別是具有人文景觀和探險地理特點的景區更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為了滿足城市化樓宇蒙蔽日久的視野渴望,是為了挑戰自認為身體狀況良好的身體極限,滿足征服自然和險境的自悅心理,增長知識和見識,豐富人文史學占有理念;第三是體育旅游的社會、經濟作用。通過體育旅游促進經濟發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業的初衷,國家西部開發政策的轉變,即由政府投資型轉向民間、集體、個人投資型,允許在合理開發和正當投資的前提下,應得合理報酬。無形中盤活了資金運轉和資金集中,促進了本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綱要的全面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是推進大眾體育快速發展的有效舉措,是提高全民身體素質的舉國策略,體育旅游具有體育和旅游雙重屬性,體育有利于促進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悅,旅游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謂一舉雙得;第五是培養熱愛祖國,塑造美好心靈的作用。體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給旅游者了解祖國壯麗山河的機會,特別是西部地區有著廣袤的地域,一望無際的草原沙漠,頂天立地的蜿蜒山脈,波濤洶涌的江河湖泊,豐富的礦產資源和人文景觀,曠世的自然奇觀等等。這無不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塑造美好心靈的教育資源。體育旅游則是教育過程得以實施的組織形式和過程。

2.綜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西部地區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景觀。根據統計資料,西部地區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有8處,占全國總數的34.8%,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有40處,占全國總數的33.6%,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1處,占全國總數的33.1%,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國總數的31.3%,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處,占全國總數的26.5%,國家級森林公園39處,占全國總數的17.3%。(見表1)[3]不難看出,除森林資源較為缺乏外,其余將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此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分布在占全國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總數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說擁有地廣人稀的便利條件,培育和開發體育旅游市場的資源和土地是豐富的。此外,西部地區還擁有大量全國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瑪峰,世界最深的大峽谷雅魯藏布大峽谷,世界最為宏偉的溶洞貴州的織金洞,世界現存最大的殿內銅佛扎什倫布寺的強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樂山大佛,我國最大的瀑布貴州的黃果樹瀑布,我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關隘甘肅的嘉峪關等等。當然多達20多條正在規劃和建設中的西部旅游黃金長線也是極具吸引力的旅游亮點。

2.2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使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成為必然趨勢首先,1999年國務院頒布了新的休假條例后,人們的余暇時間增多且更為集中了。有研究資料表明,農業人一生中自由時間為整個生命時間的22.9%,工業人達到38.6%;1997年國家統計局、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等6單位對全國29個省71個城市14977位職工的調查,職工用于消遣娛樂的時間為每日1小時37分鐘,聊天時間為每日1小時21分鐘[4]。說明職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體育娛樂、健身、醫療及體育消費等的閑暇時間超過3小時。雙休日和長假期,保證了外出參與體育旅游活動的時間。加之長期以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為主流型家庭結構,舉家出游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其次,人們的旅游觀念也由靜態觀賞型向新型動態參與型轉變,這使得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有了人口數量上的保證。但從研究資料看,我國體育旅游消費市場的人口構成與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家庭人口類型和收入有著密切的關系,年齡特征表現為兩頭窄,中間寬的現象;工薪階層和學生參加體育旅游的比重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結構的特點是三口之間的人數居多,其次是兩口之間,四口以上家庭參與體育旅游的人數較少;體育旅游與經濟收入成正比例關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間者占體育旅游消費人口的比重較高[5]。因此,營造良好的體育旅游環境,提高體育旅游服務質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為體育旅游市場的主體人群。這些群體對體育旅游的要求較為集中,大都期望通過旅游購買及消費來緩解生理和心理的緊張感,休閑、健身、觀戰、體育刺激和競技體育等可能從不同方面能夠滿足人們的體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爭取的體育旅游人口主體。第三,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提高生活質量的關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為人們的共識。通過體育旅游滿足和調整精神需求成為大眾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體育旅游人口的繼續增長將成為必然趨。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遺產,有利于增添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區分布著壯、彝、白、傣、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等眾多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也是當地寶貴的旅游資源。特別是西南地區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頗族、納西族等26個少數民族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也構成了當地豐富而極富魅力的民族風情旅游資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數民族體育類活動項目或形式,且具有娛樂、休閑和廣泛參與性,成為從事體育旅游的良好機遇。西北遼闊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風光也成為不可多得的體育旅游資源。特別是積淀了中華文化之精華的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黃鶴樓、岳陽樓等西部獨特的文化遺產,聯同長江三峽、絲綢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體育旅游開發文化鏈,極具文人景觀吸引力。既能滿足居多數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觀。有利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文化特色。

2.4我國奧運會、亞運會、各論文格式類錦標賽等重大賽事申辦權的成功獲得,奠定了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社會氛圍北京奧運會、廣州亞運會和各類錦標賽舉辦權的成功獲得,大大促進了體育文化現象的深得人心。體育旅游集體育與旅游于一體,既有體驗體育競賽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觀光的心理滿足和刺激感。但現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經濟產業型”轉變,體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種福利性享受,而是趨于消費性、產業化。因而對體育旅游的認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人們參與體育旅游活動和進行體育旅游消費的動因,這些內在動因的透發與體育意識、體育價值觀有關,國際性體育盛會的召開具有導向性。有利于激發人們從事體育旅游活動和消費的欲望,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良好社會氛圍。當然,也是吸引和擴大國內外體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機遇。

2.5西部地區體育訓練基地的興建,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提供了科學導向西部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氣候環境,成為國家、省區興建體育訓練基地的首選地,目前有國家體育總局直屬、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區,如云南海埂訓練基地頗具影響力。這些訓練基地的建成和運動隊的駐入,無形中形成了體育旅游的亮點,有旅游者專程去訓練基地觀光旅游。當然,訓練基地還需與周邊旅游線路統籌規劃,豐富體育旅游內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參與其中。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3.1.1培育和發展體育旅游市場對促進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靈、挑戰自我,繁榮經濟,推進社會快速發展,全面實施全民健身綱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諸方面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3.1.2西部地區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

3.1.3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保證了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鮮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有著豐厚的人文底蘊。

3.1.5大型體育盛會的舉辦和一批體育訓練基地的建成,營造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社會氛圍。

3.2建議

3.2.1鼓勵和吸引多渠道融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前提和基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嚴重滯后,資金短缺成為規模化合理開發旅游資源的瓶頸。因此,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資,綜合開發,合理利用,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觀。超級秘書網

3.2.2加強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西部地區有著豐厚的旅游資源儲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資源的開發具有一次性特點,因而加強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做到保護性開發急為重要。

3.2.3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特色鮮明,體育文化極為豐富,有待進一步加強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現象受現代社會的沖擊異常嚴重,異化現象突出,整理和保護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現象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且得以長久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傳力度,吸引更多體育旅游人口參與。利用國際國內重大體育盛會,加強對西部地區的宣傳力度,吸引更多國內外體育旅游者參與到西部地區體育旅游行列,壯大培育西部體育旅游市場參與群體。

3.2.5體育訓練基地的建設、利用,成為培育西部地區體育旅游市場的增長點,但急需科學評估,關注社會、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雙豐收。3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2005年)子課題。

參考文獻:

[1][3]張蓬濤,封志明.西部地區旅游資源綜合分析與開發對策[J].資源科學,2002,(2):26–281

[2]田祖國.我國西部地區體育旅游發展研究[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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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