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會計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碩士會計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論題的核心資料。它是指所研究對象本身的資料。例如：《知識經濟對財務會計的沖擊與挑戰》這一選題，其核心資料是圍繞知識經濟和財務會計學的相關知識，如《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會計理論》、《會計計量理論研究》、《財務會計基本理論研究》、《國際會計準則》、《論財務會計概念》等書籍。核心資料，往往是“參考文獻”所列的書目、篇目。

2.背景資料。它是對核心材料起參照、比較、深化作用的資料，包括已有研究成果資料和與論題相關的參照材料。學術發展是一個長期漸進積累的過程，后人通常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因此，要重視已有成果資料的收集?？梢跃幹埔延谐晒夸洠瑥臉祟}上掌握論題研究的線索，收集具有代表性的各派觀點的資料，以便尋找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見解;有些資料還能用于行文中的理論探討，以增強文章的理論性。

3.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理論資料。專業論文不能停留在就事議事的層面，而要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學科理論來分析和闡述問題。因此，必須注意這方面的理論資料收集。

此外，還要熟悉國家有關方面的政策。

(二)搜集資料的途徑。面對如山似海的資料，怎樣才能迅捷地獲得我們所需的資料呢?這需要了解搜集資料的途徑。

1.社會調查。這是獲取第一手資料(包括親身體驗)的主要方式。大量實用的富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存在于人們的社會實踐中，有的尚未被人們用書面的形式記錄下來，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實地調查去獲得。業務部門和企業的規章制度、經驗總結、分析報告、憑證賬簿及報表內容格式等等，都是重要的實際業務資料。雖然這些資料比較零散，但它是論文寫作的第一手資料，能給人們深刻的感性認識。寫作論文時可重點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1)普遍調查。它是對論題所涉及的一定范圍內的有關情況，作出全面性的調查。例如，探討我國國有企業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水平等問題，就要對各地區、各單位作全面的了解，對其人員管理體系和管理機制、隊伍建設的狀況，作系統的調查分析，了解其全面情況，掌握各種有關數據和事例，在此基礎上提出如何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的管理方案。這樣普遍的調查，難度會大一點，需要花費較多的物力和人力。

 

(2)專題調查。它是針對某個問題作專門的調查。例如，對證券市場上紡織類股票進行比較研究，就要對滬深兩市的所有紡織類的股票的股本結構、財務指標、市場價格、政策傾向等資料進行橫向、縱向的比較;對各股票市場價格高或低的原因作重點的剖析，預測各股票的未來走勢，并進行技術分析。

 

(3)典型調查。這是根據調查目的，在對被研究對象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選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單位，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探索其內在規律性，然后以調查結果推論全面情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典型可以看到共性，即一般面上的情況。因此，典型一定要注意有代表性，可以選取上下兩頭，也可以選取上中下三類。例如，要研究如何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問題，可以選取非常成功的邯鄲鋼鐵制造廠的“模擬市場，成本否決”的典型調查，分析其降低成本的方法、原因、經驗，然后總結出降低成本的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案和設想。典型調查單位數目少則一兩個，多則三五個，屬小型調查，能節約時間、人力、物力。

 

(4)抽樣調查。它是按照科學的原理和計算方法從所要研究的現象的全部個體單位中，按隨機原則抽取部分個體單位作為樣本進行調查，取得資料，然后推算出全體數量特征的一種方法。它一般是在總體數量龐大時運用。例如，對證券市場上紡織類股票進行比較研究，由于紡織類股票家數較多，要想對所有股票的情況一一進行調查，實際上工作量很大，有時也并不需要這樣做，這時就可以運用抽樣調查法，將其進行分類，每一類選擇一兩家有代表性的股票進行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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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論文主要是指學位論文。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畢業前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親手完成論文寫作。學位論文是各類畢業生或同等學歷人員為申請授予相應學位而寫出的論文，即學士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對于學士論文，要求能較好地運用所學基礎知識技能，解決不太復雜的課題；對于碩士研究生論文，要求能夠充分地反映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對研究課題要有一定的見解；對于博士研究生論文，則要求反映作者淵博的知識和較強的科研能力，在該學科某一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在理論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創造性成果，對會計學科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此外，畢業論文還包括在我國接受高等專科教育財經類學生的畢業論文。版權所有

二、會計論文作用和特點

（一）會計論文的作用

1．會計論文的寫作是會計研究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會計研究的必要手段。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發展，廣大理論和實務工作者及會計學者，緊密結合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圍繞貫徹執行新《會計法》、《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通過撰寫會計論文，對企業會計制度轉軌和企業改革（如兼并、破產、關閉、出售、公司制改建、債轉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業集團）中的財務管理、資金成本管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等方面，以及會計新領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環境會計和社會會計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2．會計論文是總結會計經濟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發展會計理論，以指導會計實踐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國，有上百家財經類期刊刊登會計論文。中國會計學會秘書處為了總結前一年度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每年還組織前一年度會計學論文評選活動，并將獲獎論文匯編成冊出版，由此激發了廣大會計工作者進行理論研究的熱情，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并以正確的理論支持和指導會計改革深入進行。

3．寫作會計論文是培養會計專業人才的有效途徑，是考核會計專業人員和會計專業本科畢業生及研究生等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

（二）會計論文的特點

1．學術性。學術性即科學性，是指在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嚴謹的理論體系。會計論文的學術性不僅表現在應用價值上，而且表現在理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

會計論文的寫作目的是建設與發展會計學科領域，描述會計經濟活動中某一新的現象、新的發現，對會計學科的發展具有實踐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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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會計論文主要分為學術論文和畢業論文。學術論文又稱科研論文、研究論文、專題論文，是會計學界和從事會計工作的專業人員及科研人員總結科研成果，送交國際、國內學術刊物、學術出版社或學術會議發表或宣讀交流的論文。

畢業論文主要是指學位論文。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畢業前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親手完成論文寫作。學位論文是各類畢業生或同等學歷人員為申請授予相應學位而寫出的論文，即學士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對于學士論文，要求能較好地運用所學基礎知識技能，解決不太復雜的課題；對于碩士研究生論文，要求能夠充分地反映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對研究課題要有一定的見解；對于博士研究生論文，則要求反映作者淵博的知識和較強的科研能力，在該學科某一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在理論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創造性成果，對會計學科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此外，畢業論文還包括在我國接受高等專科教育財經類學生的畢業論文。

二、會計論文作用和特點

（一）會計論文的作用

1．會計論文的寫作是會計研究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會計研究的必要手段。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發展，廣大理論和實務工作者及會計學者，緊密結合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圍繞貫徹執行新《會計法》、《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通過撰寫會計論文，對企業會計制度轉軌和企業改革（如兼并、破產、關閉、出售、公司制改建、債轉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業集團）中的財務管理、資金成本管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等方面，以及會計新領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環境會計和社會會計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2．會計論文是總結會計經濟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發展會計理論，以指導會計實踐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國，有上百家財經類期刊刊登會計論文。中國會計學會秘書處為了總結前一年度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每年還組織前一年度會計學論文評選活動，并將獲獎論文匯編成冊出版，由此激發了廣大會計工作者進行理論研究的熱情，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并以正確的理論支持和指導會計改革深入進行。

3．寫作會計論文是培養會計專業人才的有效途徑，是考核會計專業人員和會計專業本科畢業生及研究生等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

（二）會計論文的特點

1．學術性。學術性即科學性，是指在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嚴謹的理論體系。會計論文的學術性不僅表現在應用價值上，而且表現在理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

會計論文的寫作目的是建設與發展會計學科領域，描述會計經濟活動中某一新的現象、新的發現，對會計學科的發展具有實踐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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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新，會計學專業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1979～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財務會計專業本科生，獲學士學位。1983～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會計學專業碩士生，師從我國著名財務學家王慶成教授，獲碩士學位。1990～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會計學專業博士生，師從我國著名會計學家閻達五教授，獲博士學位。1986年起任教，先后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93～1994年兼任為德勤國際會計公司研究員兼譯員，參與財政部企業具體會計準則研究起草工作。1994～1997年兼任為財政部預算會計改革研究組成員，參與財政部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起草研究工作。1995～1996年作為高級研究學者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訪問，主要研究美國財務會計概念體系。1996～2000年在美國、中國臺灣的六所大學講學，介紹中國會計教育、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和中國預算會計改革?，F兼任中國會計學會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市會計學會理事、中國中青年財務成本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

荊新教授學術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會計理論與準則、財務理論與模型、政府與非盈利組織會計等。1986年由閻達五教授指導并發表的《中國企業會計原則體系的探討》一文，提出企業財務會計原則和企業管理會計原則體系的設想，指出中國企業會計原則體系可有根本原則、一般原則、具體原則三個層次構成，并詳細闡述了各層次的具體內容，被選入中國會計學會《1986年會計論文選》，并被列入中國會計學會1989年編印的《近年來我國會計原則研究文獻索引》。荊新教授在我國會計準則的研究與設計過程中，與閻達五教授一起于1992年初步形成特殊業務和特殊行業會計準則的基本思路，1993年進一步提出具體會計準則分為“通用業務準則、特殊業務準則、特殊行業準則和特殊經營方式準則”四種類型，并作了基本界定，1994年在《試論特殊會計準則―兼論會計準則體系及立項》一文中更為明確提出，我國具體會計準則可以設計為“一般通用會計準則”和“特殊專用會計準則”兩個系列，分別簡稱為“一般（或通用）會計準則”和“特殊（或專用）會計準則”，從而構成我國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基本機構。

荊新教授長期研究政府與非盈利組織會計，先后發表了《中國預算會計準則結構設計》、《事業單位會計改革的思考》、《預算會計的發展趨勢與機遇》、《試論基金會計》等學術論文，其博士學位論文《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理論框架》，首次提出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理論，受到以楊紀琬教授為主席的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1998年《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理論框架》（獨立專著）獲北京市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2000年“建立全國事業單位新型會計體系與政策研究”（研究項目）獲教育部科技進步一等獎。

在教學中，荊新教授注意將知識融會貫通，不僅教學生學會，還教學生會學，鼓勵學生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在他的課堂上，信息容量大，學生主動提問、熱烈辯論已成為習慣。荊新教授不僅注重智的傳授，還注意德的培養，要求他所指導的學生尊重師長，與人為善，博采眾長，厚積薄發；強調培養學生的思考方式；注重論文選題要有創意，有現實意義和長期價值；鼓勵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廣泛與其他導師接觸，吸收各種觀點和思維方法，博采眾長以豐富自己；強調論文要理論聯系實際，要求研究生深入實際，系統掌握科研方法，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給研究生的實踐和調查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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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來源

（一）來源期刊與文獻數據庫的確定

嚴格說來，期刊的質量能反映所刊載的論文質量，而論文（數據源）的質量，又直接影響統計分析的結果，通過反復比較國內幾大引文數據庫，最終確定以CSSCI2008-2009來源期刊[2]為樣本，并參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提供的2004-2006年各期刊在本學科領域影響因子的統計排序[3]，選定CSSCI管理學來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②25種、經濟學來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50種和來源期刊《中國會計評論》，共計76種，作為本次檢索統計的來源期刊。選擇CSSCI數據庫作為本次檢索的文獻數據源。

（二）數據的檢索搜集與建庫

由于會計學科與許多相鄰學科的相互交叉與滲透，有時對某篇論文的研究內容和所屬的學科范疇，僅憑論文題名無法準確判斷，所以，對文獻的搜尋與甄別成了本文的重中之重。具體操作方法：首先，在CSSCI中，對來源期刊發表的“原發論文”（不包括短論、會議綜述、非正式論文以及增刊論文，檢索時間到2009年7月10日），根據題名海選一遍，保存相關的論文信息，內容包括：題名、作者、中文關鍵詞、中文摘要、作者單位、基金項目、刊名、年、期，在Excel中，按內容項目建立文獻數據結構表以便統計整理；對模棱兩可、無法準確判斷的論文題名，做上標識。第二，對有標識的論文題名，根據中文摘要，進行甄別、取舍。最后，在統計作者職稱、學歷信息時③，對照紙質期刊仔細地逐一核實，最終確定本文統計分析所需要的文獻數據信息。

三、統計分析方法

目前，國內關于文獻計量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的外部特征的定量統計分析，包括發文量（或稱產出量）和被引量兩個指標，它反映了所研究對象的活躍程度和被認可程度，是衡量所研究對象科研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本文主要以發文量為切入點，基于定量化研究方法，利用Excel為數據統計工具，對76種來源期刊2004-2008年間發表的會計研究領域的學術論文，分門別類，歸類后再分類匯總、統計、排序，得出論文的作者機構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職稱學歷結構、合著論文與基金資助論文分布，試圖用科學的量化指標，客觀地分析近五年來我國會計研究學術論文的產出現狀。

四、統計分析結果

（一）論文的作者機構分析

通過檢索統計，76種來源期刊在2004-2008年間共刊載會計研究學術論文5279篇，各年度論文產出基本均衡、穩定（見表1)；按第一作者統計，共涉及485個機構。4912篇論文來自高校，占發文總量的93%；科研院所占1.14%；2.96%和2.9%的作者分別來自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為了更具體地了解各機構的發文情況，表2給出了在50篇以上的前27個機構的排名情況。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前27個機構中，除財政部外，其余都是高等院校。26所高校共3189篇，占發文總量的60.42%，其余眾多高校占32.58%，高校間研究能力的差距一目了然。尤其是排在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廈門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不僅發文量占絕對優勢，而且各年度的發文量非常均衡，這說明它們具有相對穩定的研究力量和可持續發展性，是國內會計研究領域當之無愧的領頭羊和王牌軍。由于期刊主辦單位容易在自己主辦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所以，為了更客觀、更合理地反映機構的發文量，筆者特別對各機構2004—2008年間在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期刊的影響因子最高的，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刊物《經濟研究》和《管理世界》以及會計研究領域的權威期刊《會計研究》上的發文情況進行了統計，從表3中數據可以看出，在這三種影響最大的刊物上發表會計論文較多的機構在會計研究領域的總發文量大多也處在前列。

（二）作者發文量的統計分析

的數量是衡量一個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標，為了使統計數據趨于合理，本文對多作者合著的論文采取打折計算，具體計算方法參照多所重點高校教師科研成果的統計標準：二名作者的分值劃分為0.6和0.4；三名作者為0.6、0.25、0.15；四名作者為0.6、0.2、0.1、0.1；署名在第四作者以后的均為0.1。表6給出了2004—2008年最多的前40名作者。這40名作者近五年來一直活躍在會計研究領域里，他們當中既有對會計研究一生孜孜以求、筆耕不輟的學界大師、學術泰斗（如葛家澍、潘飛、蓋地等），也有年輕的后起之秀（如李明輝、吳聯生、雷光勇等）。深入研究樣本資料可以發現，這些高產作者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具有明確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線（如李明輝發表的論文始終以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研究為主線，葛家澍教授發表的論文始終以會計準則研究為主線）。

（三）作者職稱、學歷結構的統計分析

職稱是衡量專業人員工作能力與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在檢索統計的論文作者中，具有正高級、副高級和中級職稱的作者的數量，分別占發文總量的35%、26%和16%；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在職博士生）和碩士研究生的發文量分別占65%和4%（見表7）。統計時發現，博士后和在職博士生、在職碩士生一般同時也注明了職稱信息，這樣就可以大致推算出論文作者的職稱、學歷結構比例為：高級（正、副高）∶中級∶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61∶16∶22∶1?？梢钥闯觯哂懈呒壜毞Q（正、副高）的作者是目前我國會計研究領域創作力量最強，論文成果最多的一個群體，也是我國會計研究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可小視近40%具有中級職稱的作者及博士研究生，他們大多為青年人，學歷高、專業基礎扎實，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躍、富于想象、具有較強的科研創新能力，他們接受新事物快、吸收新知識、新信息、新方法主動性強，同時還有來自職稱晉升、科研獎勵等諸方面的壓力將可能變成他們刻苦鉆研的動力，推動他們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四）合著論文的統計分析期刊論文合著是科研合作成果推出的一種重要形式，從表8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論文獨撰與論文合著的比例大約為40%︰60%，合著論文的比例明顯高于獨撰。從各年度數據來看，合著論文的數量和比例還在不斷提高，而獨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從合作的規模來看，在被統計的3204篇合著論文中，2人合著的有2264篇，占總體的70.76%；3人合著的有800篇，占總體的24.97%；4人及以上的有140篇，占總體4.37%。主要還是以2-3人為主的小規模的合作形式，且呈增長趨勢；而4人以上的合作偏少，各年度數量上略有起伏。

論文合著是科學研究中的普遍現象，也是一種必然趨勢。筆者在檢索統計時就發現了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第一，合著論文的作者中許多都是非會計學科的研究背景；第二，合著論文的作者類型多樣化：有同一機構內同專業、不同研究方向合作的；有同一機構跨專業、跨學科合作的；還有不同機構間合作的；極少數國際間合作研究的，這無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一種科學研究的思路與模式。當然，從論文合著來研究科研合作，是基于理想化合著的假設，在實踐中，可能還存在大量出于評聘職稱等功利性目的的“掛名合著”現象，這里無法嚴格界定。（五）基金資助論文的統計分析基金資助論文是指由國家各級政府部門、各類基金組織和企事業單位提供科研經費而產出的研究論文，它是科研活動的主要產出形式，代表著某研究領域內新動向、新趨勢，具有較大難度和較高水準，受到研究人員的普遍關注與重視。本文研究基金論文數量，試圖揭示會計研究過程中受到基金資助的情況，表9給出了2004—2008各年度受到各種基金資助的發文情況。從表中數據來看，基金資助的發文量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且增長幅度逐年加大，2008年基金發文量已占發文總量的55.94%，比2004年翻了一番。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的會計研究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可和重視；但不同類型基金的論文增長幅度有差別。從基金論文級別來看，受國家級基金資助的論文比例明顯高于部級、?。ㄊ校┘壓托Ｔ浩渌墸珖易匀豢茖W基金論文數量遠遠多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相差4倍，這可能是由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對項目的結項并未作嚴格要求，致使有的國家社科基金研究論文未標注基金來源，從而導致論文數量上的差距。此外，從表中數據還可以看出，無論是國家自科基金還是社科基金，重點（或重大）項目太少，尤其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五、結論、啟示與思考

基于上述五個方面的數據分析，對近五年我國會計研究學術論文產出現狀可以作出以下結論，并從中得到一些啟示與思考：

（一）簡要結論

首先，在會計研究學術論文的產出機構中，高校占有絕對優勢（占總發文量的93%）；且高校間研究能力差距懸殊，總體來講，綜合性大學的研究實力和學術水準強于財經類大學；此外，會計實務界的研究力量太顯薄弱（不到3%）。其次，在會計研究學術論文產出的高產作者中，大多出自研究實力雄厚、學術氛圍濃厚的學術團隊里；深入觀察樣本資料還可以發現，他們都具有明確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線；高級職稱（正、副高）的作者是論文成果最多的一個群體（占總量的61%），其次是中級和博士研究生（占38%）。最后，基金論文與合著論文在數量和比例上皆呈逐年增長的趨勢，兩者成正比關系；合著論文的合作規模主要是以2-3人為主的小規模合作，且合作形式多樣化；基金資助的論文中，國家級基金資助的論文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基金，自科基金論文數量遠遠多于社科基金，但重點（或重大）項目太少，尤其是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

（二）啟示與思考

第一，會計專業設置較久、會計專業教育層次齊全（學士、碩士、博士）的老牌財經類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例外），其科研實力和學術水準有待進一步提高！師資隊伍應盡量避免“近親繁殖”、“幾代同堂”[5]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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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珀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1914年出生于美國亞拉巴馬州（Alabama）的伯明翰（Birmingham），他的父親曾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一個薄記員，后成為其經銷商。在庫珀三歲的時候，他們舉家搬到了芝加哥（Chicago），他的父親在那兒經營一個加油站，不過這個加油站在經濟大蕭條中倒閉了，家境貧寒的他高中都沒畢業。年少的他在職業拳擊賽中當過拳擊手，在保齡球館當過服務員，還去高爾夫球場做過球童。有一天，在他匆匆趕去高爾夫球場的時候，碰見了以后成為他的終身教師、會計名人堂成員之一的埃里克·路易斯·科勒（Eric Louis Kohler）。在科勒的幫助下，芝加哥大學給了他一次學習的機會，庫珀從而開始了在芝加哥的無學位生涯。

進入芝加哥大學以后，庫珀很快就喜歡上了那里的學習氣氛，他很慶幸自己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于是他參加入學考試，準備以后成為一個藥劑師，因為在那個年代，他覺得這是一個收入很不錯的工作。當時的科勒是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的負責人，他覺得庫珀在數學方面很有天賦，于是就要他將數學知識運用到他們正在做的一個關于專利侵權案中。庫珀通過努力終于發現了原告工程師所使用的數學方法存在著錯誤，這即給事務所幫了很大的忙?？评找哺诱J為庫珀是一個很有才華、有前途的人，于是就聘用他暑期做全職，開學之后做兼職。事務所的工作激發了庫珀對會計方面的興趣，因此他將專業由醫學轉到經濟學，科勒則指導他學習有關會計方面的基本知識。

1938年，庫珀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并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這時科勒已經離開安達信，在田納西州（Tennessee）河流管理局和經濟管理局擔任政府要員，他讓庫珀也在田納西政府工作，主要研究程序審計（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效益審計）、成本的數學分攤方法，以及州政府在其他方面所遇到難題的解決辦法。這些工作使庫珀的會計知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也為他以后的輝煌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40年下半年，他離開田納西，去參加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博士入學考試，并成為該校商學院的一名博士生。

1942年，庫珀取得博士學位以后，參加了美國預算署—即現在的美國政府管理與預算辦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簡稱OMB）的美國統計準則的制定和劃分工作。由于二戰的影響，他被安排去處理聯邦政府所有的財務以及與財務相關的統計工作。二戰快要結束時，即1944年年底庫珀離職后執教于芝加哥大學，兩年后，他返回華盛頓并掌管戰爭時期的財務統計工作。在華盛頓期間，庫珀成為卡內基科技工程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現在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名成員，受卡內基-梅隆大學創辦者Mr.William Larimer Mellon的邀請，一起創建了工業管理研究生院，即現在的商學院（School of Business）和公共事務學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他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十年，為卡內基-梅隆大學教育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他卻沒能培養出科勒為馬歇爾計劃所設想的財政檢察官。68歲時，庫珀受德州奧斯?。ˋustin）商學院創始人Dr. George Kozmetsky之邀，來到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商學院，他的到來使商學院有了很大發展，排行榜列入前15位，并且使其會計系排名全美第一，管理科學和信息系統系排名全美第三。

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授予庫珀文學碩士學位；1975年，哈佛大學又授予他榮譽理學博士學位，西班牙的艾麗思坎特大學（University of Alicante）授予他榮譽博士；1976年，庫珀獲得哈佛大學藝術學專業的名譽碩士學位，同年他開始在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學院做一個以亞瑟?勞斯·狄更斯（Arthur Loews Dickinson）命名的項目，直到1980年才完成該項目。爾后，他開始執教于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并被該校聘為管理學、會計與管理學、信息系統教授，如今還是該校的財務管理榮譽Foster Parker教授。1982年，卡內基-梅隆大學也授予庫珀理學博士稱號。

篇（7）

[1]李萍.企業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和稅務處理比較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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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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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學術研究的不良導向及其危害

（一）會計學術研究的不良導向

近年來，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所從事的會計學術研究形成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將會計研究劃分為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兩種類型，而且基本上將實證研究等同于會計學術研究，同時對會計實證研究的理解和實際操作往往又非常狹隘。當前會計實證研究的基本做法是：利用一些公開的文獻數據，參考一些英美國家的外文期刊，運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工具，通過相關分析或回歸分析來檢驗事先提出的假設。但是這些假設的理論依據及演繹推理過程常常十分薄弱，而且工具運用得并不嫻熟。也就是說，時下流行的會計實證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模式，從形式上看具有數理化、數量化、模型化、科學化、多學科交叉性等明顯特征，比較符合目前高等學校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積極推進高校國際化的潮流。在這種背景下，具有前述特征的會計實證研究幾乎變成了會計學術研究的代名詞。而除這類會計實證研究以外的會計研究類型往往被籠統地稱為規范研究。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分類一度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界興起經濟解釋思潮，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實證科學，其研究類型當然首先是采用研究“是什么”及“為什么”的實證研究；“應該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研究被稱為規范研究，并因其不符合經濟學所追求的實證科學目標要求而受到排斥。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會計學界追隨經濟學的這種發展趨勢，將這一分類應用于會計學，并將實證研究作為正宗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規范研究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排斥和抑制。事實上，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分類并不符合會計學作為一門技術性很強的應用性社會科學的學科特征，因為作為一門工程性質的社會科學，規范研究必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類型。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會計學界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升高校國際化的進程中受到了美英會計實證研究模式的深刻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將會計實證研究搞得更加模式化、更加極端了。目前，我國普通高校的會計學博士生及學術型研究生所做的研究幾乎都是實證研究，這些論文往往局限于資本市場等比較狹窄的領域，對于政府會計、管理會計、會計信息化等不太適合實證研究的專題則很少涉及。高校為了使得博士生和學術型研究生盡快掌握會計實證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不但成倍增加“計量”課程、削減會計類課程，而且舉辦的校內外會計學術講座也幾乎都是“實證”風格的。學術型研究生對于大量來自于會計理論及實踐的會計問題視而不見，因為其難以寫成實證研究樣式的論文而不再感興趣，或者由于知識結構所限只能去寫實證研究類論文。在這種氛圍之下，會計實證研究的課題設計也更容易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師對于寫非實證研究類的會計論文沒有積極性，因為寫了也難以在被認可的雜志上發表。

（二）會計學術研究不良導向的危害

不可否認，開展一定程度的嚴謹的實證研究對于會計學科的發展是有益的，它有利于會計學與經濟學等解釋性學科的交叉聯系，從而開拓會計研究的新視野。但是，盲目推崇會計實證研究，不理性地任意拔高實證研究的地位、作用和意義，甚至將其視為會計學術研究的“正宗”或全部，則是很有害的。首先，盡管會計實證研究也進行一定程度的經驗研究，但由于受其總體研究目的所限，更由于其形成的模式化狀態，此類研究往往缺乏通過運用調查研究、案例研究、試驗研究等多種手段對會計實踐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從而無法滿足解決會計實踐問題、健全會計（包括管理會計和審計）制度及發展會計理論的需要。其次，由于受到研究目的及定量研究方法的限制，會計實證研究熱衷聚焦于資本市場等比較狹窄的領域，對會計學的許多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如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管理會計、會計史及會計思想史、法務會計、國民經濟核算等）缺乏應有的關注。再次，會計理論通常表現為用于指導、評價會計實踐及其結果的建設性理論，在會計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會計準則、制度、方案、對策，通常表現為定性假設而非定量假設，而這種理論和假設往往難以納入以定量研究為特征的實證研究模式。因此，該類研究通常表現為與會計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相脫節。最后，由于社會科學概念操作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更由于會計研究工作者自身統計技術以及嚴謹性的欠缺，大量會計實證研究的研究假設缺乏比較成功的操作化過程（如對有關概念未經嚴格的定義、武斷地以某一單一指標代表內涵豐富的抽象概念、相同概念或指標采用不可比的計量方法等）。因此，會計實證研究往往在經驗層面上就缺乏可比性，也難以取得共識，而且相當多的此類研究中的研究假設缺乏明確的理論檢驗對象，其理論意義也就變得含糊不清。

二、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且學科設置層次有待提升

（一）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

會計學術研究之所以走上與自身的學科性質并不相匹配、進行會計理論與實踐比較脫節的會計實證研究的道路，與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且受到強勢學科的擠壓有密切的關系。自盧卡∙帕喬利于1494年發表《簿記論》起，會計學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了。20世紀50年代，會計學正式分化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眾多的會計分支學科（如成本會計學、稅務會計學、國際會計學、環境會計學、人力資源會計學、銀行會計學等）也在此后陸續形成，但這些分支學科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納入財務會計學或管理會計學兩個分支。更令人遺憾的是，會計學分化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后，放棄了會計學長期以來的形成的原則和理論框架，從而使會計學失去了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學科基礎。財務會計學主要采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的概念框架，放棄了傳統會計學的原則和理論架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然而其概念框架卻陷入了難以克服的理論困境之中；而管理會計學雖然是一個多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卻與理論框架獨立的財務會計學并列為會計學的兩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學科基礎，將其他已經有所發展的會計分支學科硬性納入財務會計學或管理會計學框架的做法，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這些學科的發展。另外，從會計學中分化、衍生出來的財務管理、審計學，以及法務會計學、國民經濟核算等會計邊緣學科，長期以來也未能在理論上實現與狹義會計學的有效整合（曹偉，2015）。因此可以說，整個會計學科體系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20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界興起經濟解釋和實證研究的思潮，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經驗科學。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可以認為這是對于經濟學科學化努力的一種肯定。在這種背景之下，經濟學無疑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性強勢學科。20世紀50年代以前，會計學尚未受到經濟學實證思潮的影響，長期以來會計研究者從會計實務和會計實踐出發，探索會計自身的發展規律，歸納總結出會計學的基本理論架構，并將會計學與相關學科交叉融合，不斷開拓會計學發展的新局面。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芝加哥大學為代表的美國會計學術界，追隨經濟學的新的發展趨勢，將會計研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中，逐步將實證研究作為自己的重要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此外的研究方式一般被認為屬于規范研究，進而受到排斥和抑制。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會計實證研究在美國迎來全盛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會計學術界開始對實證研究進行反思。但是，實證研究范式目前仍然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會計學術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梢院侠淼赝茢?，在美國的普通高校中，會計學這種實用性學科，受到經濟學這種強勢的基礎性學科的強烈挑戰。高校會計學的研究人員為了爭取更好的發展空間，主動將會計學納入經濟學的羽翼之下，使會計研究更多地成了經濟學研究的附屬品。但是美國是一個價值多元的國家，其高校也是高度自治和價值多元的，因此，實證研究以外的會計研究仍然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會計學科設置層次有待提升

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幾乎全部是公立大學，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在學科設置方面執行國家教育部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規定，高校自行設置學科的自微乎其微。在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與原國家教育委員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之前，會計學屬于經濟學門類之下的一個專業，從學士、碩士到博士學位及博士后制度均設置齊全，當時還沒有設置財務管理及審計學專業，會計學、財務管理及審計學的人才培養均通過會計學專業進行，并授予經濟學學位。1997年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增設了管理學學科門類，會計學成為管理學門類工商管理一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二級學科。200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規定：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是國家進行學位授權審核與學科管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工作的基本依據，二級學科是學位授予單位實施人才培養的參考依據（第三條）。從此國家教育管理部門開始突出一級學科的作用，并按照一級學科對普通高校進行學科評估（此前是更突出二級學科的作用，并按照二級學科進行學科評估）。應當看到，會計學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具有很強的基礎性特征，屬于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基礎性學科，其發揮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疇；另外，只要有受托責任關系及其相應的會計活動，就需要相應的審計活動作為保障，因此審計的意義也早已超出了工商管理，財務管理也是如此。盡管這三個專業具有分立的必要性，但是三者相互依存、密切聯系，有共同服務于相同目標的一面，若不以宏觀綜合的視角看待和管理這三個專業，很容易畫地為牢、人為割斷聯系，從而難以實現三者共同的目標。在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學科的評價和管理開始采取突出一級學科、淡化二級學科的背景下，各普通高校也開始按照學科門類及一級學科劃定自己的核心期刊范圍，并對核心期刊進行分級，以此作為對論文科研成果質量評價的依據。普通高校擬定的人文社科類核心期刊大多以SSCI以及教育部與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聯合推出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為依據。CSSCI收錄的期刊主要由中國社科院及省級地方社科院、各高校學報、國家級專業學會主辦的期刊組成。該期刊目錄很難照顧到技術性和專業性較強的學科，會計學和審計學各自只有一本期刊入圍就是例證。高校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等專業的教師和研究生為了能夠在學校認可的更高層次期刊上，紛紛轉向與會計理論、實踐、教學比較脫節的、與經濟學聯系更緊密的、逐步模式化的實證研究。這種局面的形成固然存在多方面原因，然而會計類學科設置層次低、自身缺乏話語權，則是其中不容忽視的兩個重要因素。

三、會計教育面臨嚴峻挑戰

由于社會和市場需求旺盛，就業門路寬廣，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都是很熱門的專業，辦學高校多、學生多、生源好、教師多是這三個專業的重要特點。會計類專業辦學層次齊全，本、碩、博都有，其中，碩士層次又分為學術型碩士和專業碩士兩種類型，有條件的高校學術型碩士開始采取碩博連讀的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學術水平和培養質量；專業碩士不被鼓勵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直接到實務部門就業。普通高校師資主要有兩個來源渠道：一是國內外博士畢業生（也有少數優秀的學術型碩士畢業生）；二是從國外高校教師中引進（會計類師資主要來自美英國家或擅長在美英國家期刊的英語系國家或地區）。近年來，會計學術界本來就存在對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片面認識，而在按照期刊大類進行分級評價論文質量的制度背景之下，經過有關利益主體的博弈，最后在會計學術圈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固的均衡狀態，即會計學術研究只有做“會計實證研究”才能更好地生存。在這種學術評價制度和學術氛圍之下培養的博士生和學術型碩士生，由于將大量時間用于“計量”課程，滿足于依據一些現成數據及外文資料制作實證研究樣式的，對于會計、財務管理及審計的專業知識缺乏系統的學習和深入的研究。這些學生又成為將來國家最重要的會計學術力量和師資來源，他們作為教師又將同樣的學習和研究方式傳遞給未來的學生。當今社會，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金融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日新月異，由此產生的會計、財務管理及審計方面的問題異常復雜、難解，不管是在政府監管層面，還是在社會和組織的管理層面，都對善于解決復雜問題的高端財、會、審人才有著強烈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我國將由制造型大國轉型為創新型和金融型大國，不管是宏觀的經濟管理還是微觀的企業管理，難度都將成倍增加。財務管理作為金融管理和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從目前我國普通高校的師資狀況、教學狀況和博士生的論文狀況來看，會計教育不容樂觀。先不說財務管理、成本管理、管理會計方面的人才能否滿足企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需要，就拿具有基礎性、規范性、法規性的財務會計來說，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采取了與國際會計準則持續趨同的政策，而后者不僅不斷公布新準則、修改舊準則，而且越來越復雜化。而研究生由于熱衷于實證研究，對實證研究以外包括會計準則在內的其他領域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研究，因此對于國際會計準則中的一些關鍵概念（如資產負債觀、公允價值、資本保全、決策有用性等）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對于會計準則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缺乏清晰的認識。這樣勢必影響國際會計準則在我國的正確運用，而會計準則則是資本市場健康運行和企業財務評價的重要基礎。

四、關于會計學科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對會計學科進行理論整合，充分認識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以后會計學分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并衍生出財務管理、審計學、法務會計、國民經濟核算等眾多的分支學科。可以看出，會計學科與其他學科一樣，遵循著不斷分化的總體趨勢。在對這些會計分支學科進行理論整合時發現，會計學科體系其實應當分為如下幾個層次：基礎會計學、狹義會計學（會計信息系統）、邊緣會計學科、廣義會計學。基礎會計學反映了長期以來支撐會計學發展的最基礎的理論結構，用來實現最基本的會計目標——分期核算企業投入產出的經濟效果。通過基礎會計學可以形成企業基本會計報表：綜合收益及利潤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所有者權益變動表。狹義會計學是建立在基礎會計學之上的會計信息系統，可以分為對外報告會計和對內報告會計兩個子系統。有人將財務會計等同于對外報告會計，將管理會計等同于對內報告會計，這種認識其實并不科學。因為如果是這樣，稅務會計、政府會計、社會責任會計等對外報告會計系統就無法整合進入會計信息系統，財務會計則容易被誤解為不具有內部管理職能。另外，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大分支學科缺乏共同的學科基礎和理論基礎，二者各自發展其概念框架且共同稱之為會計學，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而且，目前由FASB及IASB所主導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其自身也陷入了理論困境。因此，有必要對現有的會計學科重新進行理論整合。理論整合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構建會計學的基礎理論結構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基礎會計學；其次，以基礎會計學為基礎，根據具體會計目標，建立對外報告會計和對內報告會計兩個子系統（狹義會計學）。狹義會計學依然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從基礎會計學（實質就是傳統會計學）到狹義會計學，既是學科分化的過程，也是學科交叉發展的過程。如對內報告會計可以看作是基礎會計學與管理學的交叉學科，稅務會計可以看作是基礎會計學與稅務管理的交叉學科等。典型的會計邊緣學科目前主要有國民經濟核算和法務會計學，它們屬于狹義會計學與有關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前者可以看作是會計學（主要是基礎會計學）與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等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后者可以看作是會計學與審計學、法學、檢查學等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這兩個學科雖然也是以提供貨幣信息為主，但由于它們不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主要是不符合會計主體假設），因此不將其納入狹義會計學下。目前，國民經濟核算通常設置在統計學科范疇，法務會計學則主要由法學學者在研究。會計學者可以發揮自身優勢，重點從會計學角度來研究國民經濟核算和法務會計學。廣義會計學則是對（狹義）會計學、財務管理學、審計學等學科所做的又一次整合。財務管理是從會計學延伸而來，可以看作是管理學與會計學的交叉學科；會計側重于資金信息的提供，財務管理則是對資金運動的直接管理，所以二者聯系緊密。審計是對會計和財務管理活動的鑒證和監督，所以審計學依存于會計學和財務管理。由于會計、財務管理和審計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三者同屬于會計主體價值管理（資金運動管理）的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從價值管理的角度，將會計學、審計學和財務管理（包括成本管理）等學科整合為廣義的會計學。從已有會計學科的基本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會計學科是在滿足經濟和社會管理要求的過程中，通過會計學與相關學科的交叉，以不斷分化的形態向前發展的。顯然，這種學科分化擴大了會計學的視野和研究領域，提升了會計的功能和作用。學科的交叉和分化對于學科發展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方式，但是還需要經常性地對學科進行理論整合。通過學科的理論整合，可以進一步發現學科之間的理論關聯，從而對有關學科進行調整，形成學科體系或學科群。比如，通過整合現有會計學科發現，有必要恢復和建立會計學的最基礎的學科——基礎會計學；將會計學分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并不十分恰當；狹義會計學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一些會計學科之所以被稱為邊緣學科的理由；有必要按照價值管理將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價值評估等學科整合為廣義會計學；可以按照價值管理將廣義會計學、金融學、財政學、稅務學進一步整合為一個以價值管理為特點的學科群。另外，會計學界應當有會計學屬于基礎學科的意識，將會計學同時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基礎性學科來進行建設，認識到會計學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疇。會計最基礎的功能是會計主體的貨幣計量和信息提供。會計主體不僅包括工商企業，還包括其他類型的企業以及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會計信息不僅服務于企業內部的各種職能管理，而且服務于資本市場管理、金融管理、稅收管理、國民經濟管理，以及法務管理、社會責任管理等。作為企業或組織綜合性財務信息的提供者，會計已經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并成為財政、金融、資本市場運行的不可分離的基礎。會計還是市場經濟得以建立和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因為市場經濟建立在產權界定明晰的基礎之上，會計通過復式記賬法清楚地核算了法人財產權、所有者權益、債權人權益，以及所有者權益的重要來源——利潤，因此如果沒有會計，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都是難以想象的。從會計學中分化出來的審計學和財務管理學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疇。只要有受托責任關系及其相應的會計活動，就需要有相應的審計活動作為保障。審計是國家財政資金運行的保障，是資本市場和金融運行的必要制度安排。這些都足以說明審計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另外，不僅工商企業需要財務管理，任何企業及有資金運行的組織都離不開財務管理，所以工商管理也難以涵蓋財務管理。

（二）提升會計學科的層次，增加學科建設和評價的話語權

在目前按照一級學科進行學科管理和評價的情況下，原會計學科被分割成幾個二級學科，各自為政，在政府和學校層面進行學科建設和評價的話語權很薄弱。因此，有必要在會計學科整合的基礎上謀求建設會計學一級學科。在國家沒有批準會計一級學科之前，會計界也應當有會計一級學科的意識，為會計學科的發展和評價出謀劃策。事實上，成立會計學一級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筆者對此也做了專門論述（曹偉，2015），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①會計學有悠久的歷史和完善的基礎理論結構；②會計學擁有眾多的分支學科并已形成體系；③從會計分支學科中已經分化出財務管理、審計學等獨立的專業；④會計學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疇；⑤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三個專業既有分立的必要性，又有整合的必要性；⑥會計學科各專業具備很強的社會需求和較高的招生規模。最近一次政府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目錄（2011年）》，并沒有將會計學列為一級學科。會計學界、教育界、實務部門，以及會計主管部門、有關團體，都應為此積極努力。盡管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如果主觀上努力不足，準備不充分，可能下一次還是不能成功提升會計學科的層次。要做的準備工作至少有：①對有關會計數據進行統計，以示會計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影響之巨大；②對會計學科史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以示會計學科和會計教育有著長期的淵源和共同的知識積淀；③呈現會計學獨特的方法和理論，以示會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④從理論上梳理和構建會計學的學科體系，以示會計學科邏輯嚴謹、根深葉茂；⑤整合屬于一級會計學科的二級學科，論證這些二級學科的有機聯系以及共同的目標；⑥論證會計一級學科獨立的必要性，以及與工商管理、應用經濟學等二級學科的關系。

（三）精心打造會計類學術期刊，發揮會計類期

刊及同行評議在會計學術評價中的推動作用我國會計類學術期刊其實并非很少，只是在按照學科大類進行學術評價的背景下會計期刊被邊緣化了。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學目前歸屬在教育部學科目錄“工商管理類”之下。工商管理中的二級學科很龐雜，強勢二級學科是企業管理等；而且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和管理科學與工程兩個一級學科的學術成果往往難以區分。因此，在進行學術評價時，這兩個一級學科通常是捆綁在一起選擇和確定核心期刊目錄的，導致屬于管理科學與工程以及企業管理方面的期刊幾乎壟斷了這兩個一級學科的核心期刊目錄。進入CSSCI目錄的會計類期刊只有《會計研究》和《審計研究》；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最近公布的“工商管理”及“管理科學與工程”兩個一級學科通用的A類期刊目錄，也只有《會計研究》屬于會計類期刊。但是，設置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三個專業的高校數量、碩博研究生人數、教師數量等指標，與管理科學與工程及工商管理類的其他專業相比，其相對數量要占絕對優勢。在這種矛盾非常突出的情況下，會計研究的論文成果自然紛紛轉向管理學和經濟學期刊，這也是會計學術界不愿意觸及會計問題、熱衷于所謂會計實證研究的根源之一。要扭轉這種被動局面，會計學術團體及會計學界的有識之士必須呼吁增加會計類期刊在學術評價核心期刊目錄中的數量。提高會計類期刊在學術評價中的地位，也是這些會計類期刊提升辦刊質量的必要條件之一。另外，還應當鼓勵有條件的高校創辦會計期刊以及會計學與有關學科相交叉的期刊，從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目前，除了北大、清華等極少數高校分別創辦了以實證研究風格為主的會計期刊，絕大多數高校，尤其是一些老牌會計傳統高校都還沒有創辦或形成有影響力且風格鮮明的會計學術期刊。會計學術評價最終還是要靠內容評價，因此必須建立同行學術評議制度。

（四）反思會計研究方法論，避免學術研究模式

化和單一化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等專業，一方面表現出“很熱”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高校環境和評價體制之下，會計學術界人士（主要包括普通高校的教師和學術型研究生）盡管身在會計隊伍中，但又有意無意地極力回避會計中的問題，“一窩蜂”式地熱衷于比較模式化的會計實證研究。雖不能說這些會計實證研究與會計理論和實踐無關聯，實則是會計研究視野中的一個并非很大的領域；如此的“以偏概全”且追求形式化，又表現出會計學術研究“極冷”的一面。這一現象值得思考和研究。一位長期在國外任教、后來回國的著名會計學教授表示，在美國同樣存在這種現象。他說：“一個頭銜為‘會計教授’的學者，大概代表他是教會計的，他的學術專長很可能是信息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心理學。會計只是應用技術，經濟學與心理學才是學術。”這段話的前一句，可能意在說明存在于美國的一個事實：教會計的會計教授研究專長不是會計，而是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充其量在其專長的學科中加入些會計的“佐料”。而后一句話，則意在說明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觀原因：會計只是應用技術，無須多加研究；經濟學和心理學是學術，所以教會計的老師要研究學術就要研究經濟學或心理學。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分為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自然科學中的工程技術學科更是包含龐大的體系，難道從事臨床醫學的，為了做學術研究就一定要從事生理或病理研究嗎？從事土木工程的，為了做學術研究就只能研究數學或物理嗎？從事建筑學的，為了所謂的學術研究和多發表SCI論文，就都要研究建筑科技嗎？顯然，這是不可思議的。會計現在難道還只是500年前的復式記賬法嗎？上述觀點反映出對學科的片面理解和對應用性社會科學的歧視。存在這種教學專長與研究專長相分離的現象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扭轉的，而不應當是被鼓勵的。會計研究走上模式化的“實證研究”之路，就是這種教學專長與研究專長相分離的表現?，F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擺脫這種局面。深刻認識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并且端正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認識，端正對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認識，無疑都是必要的。筆者認為，產生這一現象盡管與認識論有關，但最直接的原因還在于目前按照大類期刊等級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質量的制度背景下，會計學科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在制定評價規則方面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可以想象，在科研隊伍十分龐大，擁有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等熱門專業的會計學科，在一些高校的科研評價中只認可《會計研究》和《審計研究》兩本國內期刊，會形成什么樣的學術生態和結果！

（五）在會計學術研究中重視“跨行業”和“跨學科”研究，拓寬會計學的研究視野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這已經是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事實。但會計學科的學術研究卻不盡人意。高校會計研究的高端人才不愿意關注會計的核心問題，研究內容與會計理論和實踐越來越脫節，研究成果也不太被社會所重視，表現出“空心化”和“邊緣化”的趨勢。這一現象形成的總體原因比較復雜，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會計學科在20世紀經過學科分化以后，缺乏有效的理論整合，自身存在理論困境，從而未能形成嚴謹的學科體系；二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處于世界會計學領導地位的美國會計學術界，在會計學科面臨自身理論困境及強勢學科的壓力之下，將服務于經濟學等學科的會計實證研究作為會計學術研究的正宗，從而使會計學術研究陷于狹隘的境地，并逐步偏離以解決會計問題為導向的正確道路。進入21世紀之后，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引導下，我國高校為了盡快提升國際化程度和高校世界排名，通過制定有關學術評價制度，使美國高校學術界的會計實證研究方式迅速被我國會計學術界廣泛接受，而且其在國內的應用比美國更為模式化和形式化。應當說，最早在美國會計學術界開展的實證研究，是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與會計學相交叉的一種跨學科研究，不失為會計學術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但遺憾的是，過分夸大了這種實證研究在會計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會計學術研究應當在夯實會計學科自身理論的基礎上，繼續走跨學科發展的道路，以擴大會計學科在社會和經濟管理中的作用，同時也為龐大的會計學術研究隊伍提供廣闊的研究視野和學術空間。傳統的會計實證研究應作為會計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領域來看待，而絕非會計學術研究的全部。會計學跨學科研究的范圍是非常廣闊的。首先，會計學研究應注重與不同行業的結合。我國自從實行市場經濟、按照西方國家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設置會計學科體系以來，一直很注重一般工商企業會計的研究，但是由于矯枉過正，嚴重忽視了行業會計的研究，而一些特殊行業的會計問題卻非常具有特殊性和挑戰性，如金融、保險、農業、互聯網經濟等。其次，會計學術研究除傳統的納入解釋性學科研究循環的實證研究以外，應當大力開展與稅務管理、金融管理、財政管理、企業管理、國民經濟管理、法務管理、網絡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提升會計學科服務社會和經濟管理的能力，擴大會計學科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逐步淡化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分類，突出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和制度研究的結合；在開展經驗研究時，提倡調查研究和實地研究，鼓勵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舉。在進行學術評價時，應突出會計專業期刊，并注重研究成果的會計學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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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家澍，占美松．關于會計實證研究的思考［J］．財會通訊，2007（12）．

篇（9）

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和生態破壞空前嚴峻，傳統會計已經不能有效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綠色會計便適時而生。我國綠色會計自葛家澍、李若山（1992）引入至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從CNKI數據庫查得，至2012年12月有關綠色會計的論文共754篇、環境會計論文共1952篇），尤其是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2001）的成立揭開了綠色會計研究新篇章。從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綠色會計的理論研究還需深入，很多問題上尚未達成統一的看法；實證研究進展緩慢，多數都集中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

一、綠色會計的基本理論體系研究

與傳統會計一樣，綠色會計的基本理論體系也是由概念、主體、目標、對象和要素，以及基本假設、原則、確認與計量、信息披露等組成。

（一）綠色會計的概念

關于綠色會計的概念，孫興華、王維平（2000）從其理論依據、計量單位、職能目的、核算內容及學科歸屬等方面進行了詮釋，但冗長不易記；另有學者（孟凡利，1997；張博莉，2004）進行歸納后將綠色會計概念概括為“以自然資源耗費應如何補償為中心而展開的會計”，這一說法常被學者們引用于闡述綠色會計的概念，原因或許是因為簡明概括了綠色會計之精髓。

（二）綠色會計的主體

關于綠色會計的主體存在兩種觀點：政府主體論和企業主體論。二者的實質性分歧在于：綠色會計的核算責任和最終風險由誰來承擔。張勁松、邰磊（2007）分別從產權角度、博弈理論角度和會計角度三個方面來分析比較認為：政府作為綠色會計的主體更加契合綠色會計的本質和發展方向，而企業自身的環境披露行為可以算作一種補充。相反，劉鵬（2012）通過對污染博弈的分析認為：只要政府負責好宏觀上的調控，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和運行機制，企業作為綠色會計的主體是完全可行的。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為了避免企業提供不真實的信息，政府和企業都應作為綠色會計的主體，隨著研究的發展，逐漸將會計主體過渡到企業（王琳、肖序，2010）。

（三）綠色會計的目標

理論界對綠色會計的目標存在著三種比較有代表性觀點：其一是決策有用觀（孟凡利，1999；李建發、，2002），即綠色會計的目標是向利益相關者提供滿足其決策相關的信息；其二是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最佳結合（張英，2006）；第三種則是把綠色會計的目標分為基本目標和具體目標，基本目標為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同步最優化，具體目標為組織相應的會計核算，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李穎，2007）。這是前兩種觀點的融合。

（四）綠色會計的對象和要素

孟凡利（1997）認為，綠色會計的對象包括企業發生的與環境有關的所有活動，即能以貨幣計量的環境活動和不能以貨幣計量的與環境有關的經濟活動。傳統財務會計的核算對象是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資本運動。孫興華、王維平（2000）認為，與傳統會計相比，綠色會計的對象增加了自然環境內容，它所考慮的是除了資金之外的資源環境、整個社會生產消費以及生態循環價值，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資本運動范疇。

相應的綠色會計要素界定，出現百家爭鳴。有環境資產、環境負債和環境成本的“三要素論”（孫興華、王維平，2000）；有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的“四要素論”（李芳，2009）；有綠色資產、綠色負債、綠色所有者權益、綠色費用和綠色收益的“五要素論”（胡曉春，2006）。最為全面的是在在傳統會計的基礎上提出的，包括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權益、環境收入、環境費用和環境利潤的“六要素論”（陸玉明，1999）。

（五）綠色會計的基本假設和原則

多數學者都認同綠色會計應該繼承傳統會計的四項基本假設，即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同時又應有其特殊性。宋東亮（2005）將會計主體假設從微觀擴充至宏觀，貨幣計量假設擴充至多元化計量，還新增了環境價值假設、國家干預假設。王湘志等（2004）把持續經營假設改造為可持續發展假設，這樣可以體現持續經營和環境資源良性循環的雙重含義，同時，把受托責任假設、環境資源稀缺性假設也作為綠色會計的基本假設。

大多數學者認為綠色會計核算原則應在繼承和發展傳統會計原則的同時，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原則。孟凡利、許家林（2004）認為綠色會計應該繼承傳統會計的基本原則，同時滿足統籌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外部影響的內部化、強制和自愿相結合特有原則。李穎（2007）認為綠色會計的獨特原則體現在社會性、相對性、強制與自愿結合原則三方面。目前被提及最多的綠色會計的獨特原則是：政策性原則、社會性原則、強制性和自愿性相結合的原則（陳建光，2008）。

（六）綠色會計的確認和計量

如何對綠色會計要素進行確認，多數學者都是從綠色會計要素的定義、特征、確認標準和方法等方面來進行研究的，綠色成本的內容以及綠色成本如何資本化和費用化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于敏（2009）從環境資源、環境負債、環境成本、環境損益的定義、特征、確認標準等方面對綠色會計要素進行了確認：環境負債與或有環境負債的區別是看是否具有現時義務；綠色成本是指某一主體在其持續發展過程中，因進行經濟活動或其他活動，而付出或耗用資產的轉化形式。吳玉雪（2007）則從廣義的循環成本觀出發，認為綠色會計成本包括自然資源成本、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消耗的總和。對綠色成本的處理方式，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若發生的綠色成本符合資產確認標準，能夠提高企業所擁有的其他資產的能力、減少或防止今后經營活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就應該將其資本化，在以后各受益期攤銷；反之，則作為費用計入當期損益（許家林、王昌銳，2006）

綠色會計的計量研究主要圍繞著計量單位、計量基礎、計量方法進行。在計量單位方面，多數學者都主張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以貨幣計量為主，兼用實物單位、文字表述等多種計量屬性。在計量基礎方面，既可以采用歷史成本，也可以采用現行成本、重置成本、機會成本、邊際成本和替代成本等。在計量方法上，學者們以勞動價值理論或邊際效用理論為理論基礎，建立了以直接市場法、間接市場法和假想市場法為內容的綠色會計計量方法體系。其中，直接市場法包括人力資本法（即收入損失法）、機會成本法、恢復費用法、影子工程法、市場價值法（即生產率法）和防護費用法等；間接市場法包括資產價值法、旅行費用法和工資差額法等；假想市場法又稱意愿評估法，主要包括投標博弈法、比較博弈法、無費用選擇法和專家調查法（特爾菲法）（寧福順等，2006）。夏長會（2010）打破傳統思維模式，從立體空間考慮資源的開發使用，提出了積分計量法，并就其應用進行了仿真運算。

（七）綠色會計的信息披露

目前，國內學者對綠色會計的信息披露研究主要集中在披露的內容和形式上。在環境信息披露內容方面，孟凡利（1999）認為應該包括兩方面：一是環境問題對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的影響，二是環境質量情況、環境法規制度的執行情況、環境治理和污染物回收利用的情況等環境績效；楊鳴暉（2012）則認為環境信息披露內容應該包括經濟效益信息、生態效益信息、社會效益信息和關于或有負債的說明等方面的其他效益信息。在環境信息披露形式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存在兩種類型：補充報告模式和獨立報告模式，在具體披露環境信息時適用哪種學者們各有看法。孫興華等（2002）考慮到傳統會計報表無法反映資源、環境價值運動的信息，主張采用補充報告模式。李建發、（2002）基于目前我國綠色會計具體準則空缺的情況下，建議采用獨立報告模式；待綠色會計具體準則制定和頒布后，再采用補充報告模式。李玉敏（2010）認為，我國應該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按照企業規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披露模式：對于小型和一些中型企業可以采用敘述性的披露模式；對于中型和一些大型企業可以采用在傳統三大財務報表的基礎上增加一些項目或者在報表附注中進行披露；對一些大型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和污染嚴重的企業，應該采用獨立的環境會計報告模式。

二、綠色會計的實證研究

近年來，我國對綠色會計的研究逐漸由規范研究向實證研究轉變，并且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現狀分析、披露環境信息的影響因素等方面。

（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現狀分析的實證研究

學者們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現狀分析的結果大體一致，產生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選取的研究樣本的范圍不同。耿佳梅（2012）研究了60家（重污染36家、非重污染24家）上市公司披露的2010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根據環境信息披露內容和得分情況總結出：上市公司對環境信息內容的披露較簡單，基本只披露對企業有利的信息，且大多都是歷史性數據；行業間環境信息披露差異較大，重污染行業環境信息披露狀況明顯好于非重污染行業。黃麗萍、宋嫻（2008）選取了40家鋼鐵行業的企業作為對象，研究發現：我國鋼鐵行業環境信息在年度報表中的披露少于招股說明書；披露內容分散且主要為歷史信息，披露形式不規范，披露的環境信息沒有連續性，總體缺乏可比性。李勤（2010）分析了2009年度5份對環境信息披露比較充分的社會責任報告，認為我國環境信息披露以自愿披露為主、強制披露為輔，定性描述為主、定量描述不足，披露的環境信息可比性較差、實用性較低、不夠規范和充分，無法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初宜紅（2012）以紫金礦業應對環境突發事件的會計處理為例，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環境信息的披露普遍存在不及時、披露內容避重就輕且披露方式多為非貨幣形式等。

（二）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的影響因素

近幾年，不少學者開始了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實證研究，但研究出來的結論卻并不一致。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財務狀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外部因素三大類。財務狀況因素包括公司規模、盈利能力、資產負債率等；公司治理因素包括獨立董事比例、股權集中度、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審計委員會的設立等；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規、公眾環保意識、社會輿論監督等。在財務狀況因素方面，公司規模大的上市公司會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即公司規模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李晚金等，2008；何麗梅等，2010）；盈利能力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間，有的學者認為是正相關（封思賢，2005），有的學者認為是負相關，但是影響并不顯著（何麗梅等，2010）；資產負債率與環境信息披露呈正相關關系（張俊瑞等，2008），何麗梅等（2010）認為資產負債率與環境信息披露負相關，但并不顯著，而李晚金等（2008）認為資產負債率不影響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在公司治理因素方面，李晚金等（2008）認為法人股比例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直接控股股東性質、股權集中度、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二職合一及獨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對環境信息披露沒有顯著影響；蒙立元等（2010）同意獨立董事比例對環境信息披露沒有顯著影響，但認為是否設立審計委員會、董事持股人數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二職合一是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影響因素；與前面兩位觀點不同的是，陽靜（2008）認為獨立董事比例對環境信息的披露影響重大。至于外部因素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關系，何麗梅等（2010）認為外部監管和壓力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明顯好于深交所，由此說明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受相關監管和外部壓力的影響顯著；張彥、關民（2009）對諸如政府環保投入、公眾環保意識、區域經濟水平和社會監督水平等外部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外部因素從整體上來說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是負相關的，其中，政府環保投入、區域經濟水平、公眾環保意識、社會監督水平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關系分別是顯著正相關、顯著負相關、無顯著影響、無顯著影響，這些足以說明現階段我國企業環保工作所處的外部環境不容樂觀。

三、綠色會計研究成果的評價

綠色會計在我國的研究已經初顯成效。多數學者都贊同綠色會計的理論框架是建立在傳統會計之上的；報告模式也有多種選擇，補充報告模式、獨立報告模式或者二者兼容；信息披露方面，則尤為突出環境信息的披露，形式則更加多樣化。但目前的綠色會計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論層面，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存在相當大的分歧，盡管我國綠色會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很多方面還存在不足，總體上表現為：理論研究滯后，實務方面進展緩慢。

要怎樣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效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這是學者們長期堅持綠色會計的研究的動力之所在。我們只有堅持以理論來促進實踐、以實踐來豐富理論，這樣才能推進綠色會計在我國的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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