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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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紀50年代，電視的出現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響了他們的休閑活動及對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廣告商、受眾對電視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影響力充滿好奇，于是學者們依循北美功能理論之傳統，開始對電視的效果進行實證和量化的科學研究。他們運用統計學的方法來測量電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如電視如何影響政治競選活動，它所展示的暴力內容會不會影響觀眾的日常行為，它對兒童與青少年會有什么負面影響，等等。這構成了電視研究早期的經驗主義傳統，也成了美國電視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為一個必要起點的經驗主義傳統卻并沒有窮盡電視研究的全部任務。從研究方法來看，實證的量化方法在分析電視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時顯得無能為力。從研究意圖來看，它更多地從維系現存社會秩序的立場出發，來尋求說服及控制大眾的手段。這些局限性使得該類研究往往從表面探討電視現象，回避了更為深入的意識問題，即文化價值問題。與之相較，20世紀6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文化研究學派則選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徑。詹姆斯·凱里指出：“文化研究沒有試圖預測人類的行為，而是試圖診斷人類的意義。更明確地說，它試圖繞過行為研究那種比較抽象的經驗主義以及正規理論那些飄忽不定的建構，從而更深地進入經驗世界。”[1]為此，它將電視技術的發明、電視節目的制作及受眾的收視行為都放在一種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語境中來考察，引入了符號學、意識形態霸權理論及民族志等諸多理論資源及研究方法，在電視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本文依據文化研究學派發展的歷史脈絡，在該學派中選取了先后從事電視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闡釋其對電視研究的主要貢獻，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學派的研究方法對我們現今電視研究的借鑒意義。

一、雷蒙德·威廉斯：電視技術的文化社會學

文化研究學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為新左派成員，深受西方的影響，習慣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考察文化現象，關注文化與社會的關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認為，作為日常意義與價值的文化，是社會關系的總體表現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論要定義為對一種整體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間關系的研究。[2]這一基本的理論出發點貫穿于他的電視研究中，突出表現為他對科技、社會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間關系的關注。他把大眾傳播當作現代社會的重要文化現象來研究，并認為這種社會文化現象不但與先進的傳播技術的發明密切相關，而且同科技發明產生及應用的社會歷史緊密相連，同社會制度、文化慣例、人類社會變動的政治經濟力量、人們使用科技發明的社會意向等緊密相連。[3]這一點，在他的《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一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將電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技術加以分析，并且在這一批評維度中審視它的發展、體制、形式與后果。有學者指出，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把技術作為了一種研究電視的范疇，并且認為在技術與文化變遷的關系方面需要一種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為如此，這本書被西方學者認為是有影響力的及原創性的，標志著英國電視研究一種新類型的開端。[5]

長期以來，對于電視技術，存在兩種傳統的論調。第一種觀點認為電視技術與歷史上其他技術一樣，是偶然被發明的，隨即對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由于除了技術的嚴格內在的發展，沒有理由可以解釋任何一種發明的產生。因此，在這種視野下，技術是原因，它導致了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觀點隱含了技術決定論的因素。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取決于一些技術被發明的偶然性。與之不同，另一種強有力的觀點認為，技術并不一定能導致社會與文化的巨大變革，如果一種技術不被社會接納并運用，那么這種技術并不能產生什么影響，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技術的運用，而不是簡單用技術發明就可以解釋一切。技術為什么會被接納和運用，這取決于社會中其他各種因素，因此，這些被運用并產生影響的技術在此是一種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話來說，任何特定的技術都可以算是由某個其他方面所決定的社會過程的副產品。[6]這種觀點比第一種觀點要少了一些技術決定論的色彩，但它把技術邊緣化了，技術是一種在邊緣被發現的東西，隨后被接納和運用。然而，在威廉斯看來，無論是前者的技術決定論還是后者對技術的邊緣化處理，都已經把技術從社會中抽象出來，把研究和發展設想為自我生成的。他認為，發明本身并不能帶來文化的變化；要理解任何一種大眾傳播技術，我們必須將其歷史化，我們必須考慮它們在某種具體的社會秩序內與那些具體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試圖對電視勾畫一種不同的闡釋，使我們不僅看到它的歷史，而且更具體地看到它的運用。他認為，這樣一種闡釋將不同于那種強調偶然性的技術決定論，也就是說，技術應被視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實踐而被尋求和發展的東西。同時，在這種闡釋中，對于那些作為已知社會需要的目的和實踐而言，技術不是邊緣，它就是中心。[8]這樣，威廉斯就從兩個方面——作為一種技術的電視的社會史和電視技術的運用的社會史——來分析電視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剖析社會力量與技術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電視并非單一事件，而是電學、電報、攝影、電影及無線電方面的發明和發展的復合體。這些先行技術本身往往早已被人們發現、發明，但其發展的可能性卻總是要等待某一個必要時刻才能被整合進社會系統中。這個時刻就成了技術發展的歷史與社會動因。電視技術的實現有賴于這些原本著眼于其他目的、回應其他社會需要所獲得的發明。于是，威廉斯斷言，絕對不是傳播系統的歷史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或新的社會狀態，而傳播系統，包括電視都是后者內在的結果。

另一方面，電視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運用，也不是說一旦有了某種社會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技術就會被找到并發展起來。威廉斯認為，關于技術對需要的反應的問題，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現存社會構成中的地位。[9]電視技術的運用針對的是現代城市工業化生活，一種既流動又以住宅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對于人們所普遍認為的擴張了的軍事和商業運作等重要刺激，這是一種更為廣泛的社會需要。因此，在電視還是一種遠不及電影的劣等視覺媒介時，人們就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態度偏愛它，全力支持它的擴張。

在威廉斯看來，電視技術的產生與運用都關系到社會意向的問題。它是否與決策集團的考慮相一致，是否恰當的回應了社會生活趨勢，都決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許可與贊助，人們的接受與擁護，從而保證其順利誕生及發展。對電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技術與社會的復雜關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見地的論述。在有關電視技術社會效果的問題上，他旗幟鮮明地與經驗主義的大眾傳播研究劃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還是電視——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們視為歷史的事物就立刻變成了效果。同樣，與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視為效果，并要接受社會、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會被認為是不相關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經驗主義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術的基礎上威廉斯還探討廣播體制、電視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問題。對于由技術所帶來的電視節目的表現形式，威廉斯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傳統的文學與視覺藝術文本往往是單一的、不連續的，而電視節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則完全不同，它是由節目、廣告以及節目預告等組成的一種混合體。在那兒，一個由不太相關的單元構成的流動系列取代了由定時、有序的單元構成的節目系列，在這其中時間安排盡管存在卻不公開，真正的內在結構是公開結構之外的一些東西。[11]在電視節目“流”所展現的世界中，各種事件旋生旋滅,即來即去，充滿了變化與雜糅。這在當時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體驗，展示了電視作為通俗文化載體的特有形式，并且也與今天學者們所關注的后現代性一脈相通。

有學者提出，威廉斯對大眾傳播的討論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將電視的發展描述為一個復雜而不連續的過程。第二，他將政治經濟學和文化內容之間的各個層次聯系起來，將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發展為對霸權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識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學派的另一位主將霍爾就深受其影響，堅持把電視放在一種整體的、歷史的、動態的社會語境中來考察，對其進行意識形態批判和電視節目的編碼解碼分析。

二、斯圖爾特·霍爾：電視的符號學與文化霸權

霍爾是當代從文化研究視角研究大眾傳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師級人物。他針對隱藏于量化或實證研究方法背后關于社會運行、個人行為的理論假設來批判主流傳播研究，主張從文化與權力的關系出發來研究傳播現象。他曾指出，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描繪，從“主流”到“批判”視角的變動，就是從“行為的”到“意識形態的”視角的轉變。[13]因此，他的詮釋框架以馬克思經濟政治文化結構之間的關系為核心，并借鑒了阿爾圖塞、葛蘭西等人對傳統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語言學、符號學等多種研究方法。

具體來看，一方面，根據語言學、符號學的觀點，符號具有某種物質實在性（如詞語、手勢、圖像等），可以通過感官來體驗，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號本身，而在于它的意義。由于作為一個“物”的符號同時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隱喻意義，因此可被用來產生一個由相互關聯的意義構成的系統。[14]也就是說，符號可以與意義形成共鳴。霍爾因此認為，事物本身并沒有意義，而是存在這么一些表征系統，通過概念和符號構成了意義。意義生產依靠于詮釋的實踐，而詮釋又靠我們積極使用符碼——編碼，將事物編入符碼——以及靠另一端的人們對意義進行翻譯或解碼來維持。[15]于是，他將電視視為整個表征系統的一部分，而這些傳播實踐的“客體”則是意義與訊息，其形式為特定類型的符號載體，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中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16]

另一方面，受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影響，對于傳媒，霍爾又從了解社會統治秩序、國家形成及維系的過程來理解其角色并對其進行意識形態批判。霸權理論認為，統治階級并非通簡單地通過對被統治階級實行高壓政策來維系權力的統治地位，他們還會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統治的共識，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權。在文化分析中，這一概念就被用來說明日常意義、表征以及行為是如何被組織及理解，借此使得統治集團的利益成為一種似乎自然的、無可爭辯的普遍利益，并宣稱是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娛樂、工會等都是爭取這樣一種共識的工具。因此，電視也就不僅僅是在傳遞信息與娛樂，而且是意識形態斗爭的場所。它一邊生產并強化著主流意識形態，一邊收編其他群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批判的觀點就是要解構電視媒體如何塑造“有利于統治權力結構”的共識及價值體系，比如現行的政治體制、男性中心的價值體系、種族歧視等等。

霍爾對這兩種理論資源的吸收完美地結合于其《電視話語的編碼解碼》一文中，它詳盡地分析了承載著意識形態的電視話語的意義流通過程，以及在解讀環節中受眾與主導意義結構爭奪霸權的實踐。

符號和符號被組成符碼或語言的方式，是任何傳播研究的基礎。[18]霍爾由此進行分析，在電視話語的“意義”流通之前，先要將原始事件編碼成電視符號。在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看來，某個符號或符號系統對現實進行意指時，包括了兩個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號與其所指對象間的簡單關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與神話（myth）序列，此時符號的引申意義用來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價值系統。因此，電視制作的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也會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意義，即明確的意義層次——它再現事件現場的種種影像和音響，以及隱含的意義層次——傳媒的立場以及傳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義與神話得以協調地結合為一個整體，表明了某種潛在的、微妙的組織原則——意識形態的存在。因此，在電視符號隱含的意義層次，往往也就是意識形態話語介入最活躍的層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權”隱而不彰地附著其中，期待借此溫和的方式得到被統治階級、集團的“自由贊同”。如此一來，行為主義之傳媒信息是社會現實的記錄的命題就受到了認為傳媒過程具有意識形態轉化的特性這一重新定義的挑戰。[19]

如果說揭示出電視傳播內容的意識形態本質展示了文化研究學派的銳利與深刻，那么把電視機構生產出來的產品當作一個意義開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費階段的諸種可能，則顯示了文化研究學派視野的開闊及對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強調。

由于各種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沒有任何固定的、最終的或真正的意義。是我們——在社會中，在人類文化中——使事物有意義，對其指意，因而從一個文化或時期到另一個文化或時期，意義常常會發生變化。[20]也就是說，這個意義從來就不只是關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過程和文化關系的。每一個符號都加入了一個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意義之網。電視文本的流通過程就不再是“發送者——信息——接收者”這種線性模式可以解釋的。電視信息的生產和接收雖然相互聯系，但并不同一，整個流通過程由于符號身后文化規則的介入而各環節相對獨立，上一環節不能完全保證下一環節的情況。如果受眾的文化規則與電視文本制作者相對應，意義的流通則得以圓滿完成。若雙方文化規則不對應，則受眾不僅會對符號的明確意義層次產生誤讀，甚至有可能對其隱含的意義層次產生對抗解讀。因此編碼與解碼的文化規則不僅僅是理解符號表面意義的能力問題，而且牽涉到了文化慣例、社會背景、當前利益等諸多方面。

霍爾由此意識到，無論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碼始終是一個復雜的實踐過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種受眾解讀立場：傾向式解讀，受眾從信息所提示的預想性意義來理解，編碼與解碼互相和諧；協商式解讀，受眾一方面承認支配意識形態的權威，另一方面強調自身的特定情況，受眾與支配意識形態處于一種矛盾的商議過程；對抗式解讀，受眾有可能完全理解話語賦予的字面和引申意義的曲折變化，但以一種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碼信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背景，讀出新的含義。[21]其中后兩種解讀方式的提出無疑顯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圖擺脫阿爾圖塞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并開始導入葛蘭西霸權理論。他們不再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受眾訊息接收的結果，而是認為意識形態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其交匯處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場所，受眾成為不斷抗爭的積極主體。

符號學與文化霸權理論貫穿于霍爾電視編碼解碼理論的始終，它改變了實證主義研究對信息傳遞者與受眾關系的線性理解，認為意義不是傳者“傳遞”的，而是受眾“生產”的。這種視角的轉變不僅僅意味著發現了積極“生產”意義的受眾，而且把受眾納入到了主體間傳播關系之中，揭示了闡釋過程中所隱含的社會經濟關系。[22]從此受眾研究不能僅僅關注于觀眾消費節目的情況，還要說明觀眾是如何解讀節目的意義的，霍爾的研究成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研究受眾接受行為的理論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開了關于電視受眾主動性的研究的大門，一種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這其中，又以戴維·莫利的《〈全國〉觀眾》和《家庭電視》研究最為典型。

三、戴維·莫利：電視觀眾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學派學者包括霍爾在內對電視的研究更多的是關注對電視文本結構的分析，媒介掌控受眾的力量得到強調。作為霍爾的學生，莫利受三種解讀方式的啟發，考慮將分析的重點從文本轉向受眾。他指出，“文本的意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環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觸了哪些其他話語，并再評量，這些接觸又會如何重新結構該文本的意義，以及那些話語的意義。”這樣，“受眾具有哪些話語能力（知識、偏見、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運用這些能力理解文本，決定了文本意義的建構方式。”[23]由此，他指出問題在于我們如何能夠發展出一種分析模式，它能將對理解收視實踐的關注與對理解在具體語境中解讀特定節目素材的關注結合起來。[24]莫利不僅有這樣的構想，而且身體力行，在20世紀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將霍爾的受眾解讀模式應用于經驗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學者們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識字的用途》時，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繼者們紛紛效法將之運用于研究特殊群體文化，民族志的傳統因此在文化研究學派中沿襲下來。之所以要將其移植到傳媒研究，是因為文化研究學派的學者希望突破經驗學派傳統的以統計方法為基礎的量化調查，發展出一種更為有效的質化研究方法，同時這種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彌補符號學和結構主義方法對文本主導意義的高估及對受眾解讀的忽視。我們知道，傳統量化研究將傳播內容等同于事實資料的訊息，將受眾當作某一客觀的社會類別的代表，從其社會文化系統、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來調查閱讀率和收視率，或設計問卷（多為封閉式問題）向受眾提問，再統計各類數據以獲知受眾的反應。這些調查統計盡管可以做到非常詳細，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對于研究對象實際生活狀況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們可以統計出有多少人在看一個電視節目，但事實上這些人對同樣的內容的反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這一點比抽象的人數更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經展示，文化形式有著聯系的原則，反對對一個業已建構的理論的樣本，僅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數據。[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它關注傳播中意義的建構方式，認為有可能直接從受眾的社會位置推論出他可能的解讀方式，這種想法會導致忽視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實上，受眾對文本意義的解讀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是一種獨特的實踐活動，必須通過深入接觸才能把握，而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難以替代的長處，因此，有學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處在于它超越文本來理解受眾做出了何種解讀”。[26]它主張以“深描”來掌握社會群體與文化的復雜性，并把受眾的解讀活動從文本結構的小范圍還原到社會歷史的大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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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對BBC晚間新聞節目《全國》的觀眾進行研究時，它是在一種團體的情境下進行的重點訪談，主要想了解不同觀眾接觸節目文本時所擁有的詮釋符碼將如何決定觀眾的解讀。民族志方法擯棄了問卷式的封閉式提問，研究者們并不在乎花上幾個小時與采訪對象東拉西扯，他們認為只有在這種羅嗦冗長的交談中，才能真正了解受眾復雜的解讀情況，才能了解受眾到底會使用什么樣的話語來形容自己的收視或閱讀感覺，而通過分析受眾使用的這些話語，哪怕只是“呀”、“哦”這樣的語氣詞，往往也能追根到它們背后的社會權力因素。因此，莫利的這項研究在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中并沒有預設方向，而是先通過交談了解受眾對一個節目評價的參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樣的詞匯，此后才開始有關于《全國》的話題。最后，參考其根據各個不同層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設計，結合訪談記錄，莫利得出結論：首先，客觀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以及階級，“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部門以及所從屬的不同的亞文化，使得他對某些特定的語言和規則的熟悉程度不同，對某些話語把握的深淺程度也不同），還有較難設計卻十分明顯的個人特質都會影響到受眾的解讀。其次，不能簡單的將社會變項當作決定解碼的因素。“問題總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話語位置，然后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27]話語是理解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區域的社會性的定位方式。[28]人們分別擁有著自身的話語，他們背后的結構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訴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經驗。在觀看節目時，人們是根據其話語來理解文本，意義的建構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話語，受眾接受文本時的情境對于其解讀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國〉觀眾》之后，莫利的《家庭電視》就轉向了這一領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對民族志方法有過經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參與到人們的生活中，觀看發生了什么，聆聽他們說了些什么，并就問題提問。”[29]莫利的這項研究就是沿著這一思路前行的。它強調自然環境中受眾的電視收視實踐。在這次研究中，莫利繼續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對于前一次研究，這次研究被認為是采用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重點考察家庭生活中權力的運作（尤其是性別）對電視收視實踐的影響。在該項研究中，莫利選取了18個家庭作為樣本，研究者們親自走進這些家庭中進行訪問。訪問對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續一至二小時。為了留有空間進行思考、提問，整個訪談過程并沒有結構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以及對采訪對象有著繁復的質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獲得真實的情況。通過這樣一種參與觀察加訪談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對于男性來說是休閑場所，對于女性來說則是工作場所。正是有了這種由性別關系所建構的家庭環境，才產生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收視經驗。這也正如特納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受眾的社會力量，有效地讓我們離開對文本及受眾的審視，走向一個更為寬廣的對日常生活的實踐及話語的研究。[30]

由上觀之，不難發現文化研究正是憑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發掘了受眾解讀文本的復雜性和創造性，開創了考察電視觀眾主動性的新格局。而在關于受眾的能動性這一點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約翰·費斯克似乎走得更遠。

四、約翰·費斯克：走向的電視文化理論

約翰•費斯克深受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響，又吸納了后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創建了豐富的電視文化理論，他提出的許多觀點乃至術語都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比如，他以傳統的凱爾特人社會中的吟游詩人作比，提出電視在現代社會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傳統的媒介反映社會的觀念，它不僅堅持把媒介的角色定義為語言的操縱者，而且強調其積極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簡單地復制其所有者的觀點或其觀眾的“經驗”，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從它們所表現的社會中獲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們加工成獨特的形式，這些形式看起來是“真實的”或“忠實于生活”，但這并不因為它們果真如此，而是因為吟游詩人的專業聲望，以及我們業已與吟游演出聯系在一起的那種熟悉與。[31]這一概念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電視的理解，今天已廣為接納。

從學術源流上來看，費斯克沿襲了文化研究學派傳統的對符號學的青睞，他在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及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電視文本有三種不同的表意層次。在第一個層次，符號是獨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實物，比如一輛汽車的照片就代表著這輛汽車。到了表意的第二個層次，原本簡單的意義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層次上，符號的意義不再單純來自符號本身，而是來自社會使用及評價能指與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現代社會中汽車代表著自由，而一部豪華車往往還代表著財富。也正是在這一層次，費斯克強調了巴特著名的“神話”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們知道，汽車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當它被引申為自由或財富的象征時，這些引申意指便構建了一個“神話”。而電視在制造引申意指時其手法與電影類似，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如鏡頭的角度、燈光、背景音樂、切入切出的頻率都可以構建引申的意義。最后，在第三個層次上，各種神話組合起來，構成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我們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話”并不是某一個人的胡思亂想，它們受制于更深層次的文化，是人們所共享的，比如認為汽車代表著自由或財富也必須大多數人都這么看才行。這時，文化便成了面對、解釋、組織外在現實時所采用的大原則，而由此產生的意識形態具有巨大的威力。[32]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費斯克借助于符號學分析工具，把電視文本的解讀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他對神話及意識形態的強調也使其理論具有了批判的鋒芒。

不過，在費斯克眾多的電視文化理論中，最富創見也最有爭議的莫過于他對受眾從電視文本獲取的論述。與以前的文化研究學者不同，費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統治者操縱意識形態實踐的陰謀，而在于分析受眾的創造力與生產力。他曾說過想發展一種關于的社會主義理論，它將其定位在支配結構中，但卻是在從屬者一邊。[33]費斯克顯然認為，只有訴諸于“”這樣一個精神分析學和美學的概念，才足以確立抵抗性/創造性閱讀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來自主導意識形態操控的“”和文化工業資本積累的“”。[34]這樣一種論，扎根于符號學，受惠于德塞圖的抵制理論，并與大眾文化的平民主義一脈相通。

根據符號學原理，任何訊息都是多義的，所能產生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電視文本的意義應該是開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據刺激—反應模式來發生，而是要通過受眾在解讀過程中與文本意義進行協商來產生的。費斯克將這樣一種觀點推至頂峰，認為受眾可以自行從文本中建構意義，并從中得到。一個電視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為它能被不同的受眾應用于不同的社會經驗，滿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時的受眾被賦予能力，成為“主動的參與者”，享受到了“語義民主”。[35]他進而還借用巴特的觀點——作品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成為文本——認為文本根本就是不確定存在的東西，主張“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符號學民族志，在這里沒有文本，沒有觀眾，只有關于生產與傳播意義及的過程的事例。”[36]與此同時，受德塞圖抵制理論的啟發，費斯克認為大眾能夠用游擊戰術對抗強勢者的戰略，偷襲強勢者的文本或結構，給自己創造出一個行為的自由空間。在西方社會中，沒有權力的人對有權階級的抵制，無非是兩種方式，一是符號的，一是社會的。前者與意義、和社會認同有關，后者與社會經濟制度的變更有關。[37]而大眾對主導意義的對抗，正是由所驅動的發生在符號領域中的一種反抗。

費斯克將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躲避式的，它們圍繞著身體，而且在社會的意義上，傾向于引發冒犯與中傷；另一種是生產諸種意義時所帶來的，它們圍繞的是社會認同與社會關系，并通過對霸權力量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抵抗，而在社會的意義上運作。[38]對前一種的認識常見于對電視娛樂綜藝節目的分析中，比如針對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觀眾的智力競賽節目，就有一種強烈的狂歡性質。節目為這些弱勢群體提供了表達他們不被認可的知識、勞動和智力的機會，觀眾為參賽者的成功喝彩，現場充滿歡呼與嘈雜。這種狂歡一方面有對平時被壓制的技巧的公開喝彩，另一方面公開的喧鬧也使觀眾得以逃避常規社會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釋放自身被壓制的情緒。后一種是大眾文化在微觀政治層面運作的結果。同樣一個電視節目，當文本被受眾讀出與自己更為相關的意義而不僅僅是傳播者想傳播的意義時，他們是有的，而且是一種生產者的。

費斯克關于電視文化的理論與他所主張的電視的兩種經濟理論密不可分。費斯克指出，電視節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產出來，然后作為商品被賣給經銷商；此后，在電視節目被播出時，它又由商品轉變為生產者，生產出觀眾，并把觀眾作為商品賣給廣告商。這二者共同構成了電視的金融經濟。而在電視的文化經濟中，觀眾則從商品轉變為生產者，為自己生產出屬于自己社會經驗的意義和，以及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這樣我們可以看出，成了電視文化經濟的核心。

費斯克強調的電視文化理論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質疑。有學者指出，他對觀眾的能動性過于強調，從而忽視了社會經濟結構的限定作用；也有學者指出，主導階層與從屬階層在爭奪話語權時所擁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眾被欺騙、縱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說，費斯克對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本強大的意識形態權力所持有的保留態度以及對從屬群體創造力的肯定，確實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脫離了精英主義對民眾能力潛在的貶抑，在電視文化理論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從以上幾位學者的電視理論構建中我們可以看到，電視既生產也傳播文化經驗，文化在受眾與熒屏互動時獲得意義，但是社會經驗與社會關系的語境卻存在于熒屏之外。[39]這幾位學者雖然理論側重點各異，但他們都持有一種整體的、文化的研究視角，并對其他各種理論與方法持一種開放的態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還處于迅猛發展的過程中，相信它還會給我們的電視研究帶來新的富有挑戰性的學術話語。

注釋：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張詠華：《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5頁。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陳越譯，《世界電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陳越譯，《世界電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陳越譯，《世界電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8—46頁。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蕭俊明：《文化與符號——當代符號性探究探析》，《國外社會科學》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約翰·費斯克等：《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258頁。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單波：《評西方受眾理論》，《國外社會科學》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頁。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184頁。

[28]約翰·費斯克：《英國文化研究和電視》，見羅伯特·C·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98頁。

[34]肖小穗：《傳媒批評：揭開公開中立的面紗》，黑龍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頁。

[35]張錦華：《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正中書局，1994年，第32頁。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篇（2）

2武術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價值

武術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價值主要從武術文化對學生的道德修養、意志品質和民族精神這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2.1對學生道德修養的培養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對武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武術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把個人的道德修養放在很高的地位。我國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尊師重道、謙虛禮讓、勤勞節儉、重義輕利、重信守諾、積極進取等美德為歷代習武之人遵守和傳承。為此,在學校教育中,教師在傳授武術技術的同時,重視用傳統武德教育學生,提高學生的個人修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學生自信、自立、自強品德的形成。

2.2對學生意志品質的培養

日趨激烈的競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由于學校教育自身存在的不足,不能及時的教會學生如何調節壓力直面競爭。我國的家庭中,獨生子女越來越多,從小嬌生慣養,導致他們受挫能力差,心理素質差,面對競爭和壓力容易逃避。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通過對武術套路的學習不僅能增強學生的體質,發展學生的協調性、靈敏性和柔韌性,而且在學習武術的過程中能磨練學生的意志,使學生學會吃苦耐勞,不懼辛苦。教師在教授學生武術文化的過程中,應多給學生講解古代俠義人士在面對苦難時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讓學生明白面對逆境要學會百折不饒,面對競爭和壓力時要保持良好的心態,從這些歷史人物身上學會如何做人如何解決困難,通過對武術和武術文化的學習,有利于提升學生的意志品質,學會助人為樂,尊重對手,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質。

2.3對學生民族精神的培養

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在弘揚、重在培育”,但在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過程中尤其要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繼承是前提,創新才是根本,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動力。中華民族精神是與時俱進的精神,是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統一,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它始終是發展的、前進的。中華民族精神內涵豐富多彩,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出現了一批具有先進思想并頑強奮斗的杰出人物,他們高揚時代精神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不斷探索。武術文化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向學生講述民族精神中的歷史人物和典故,對學生進行民族精神教育,提高學生的素養,有利于傳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3學校教育傳承武術文化的構想

3.1建立健全武術文化教學體系,轉變教學思路和教學理念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都離不開教育,武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同樣如此。武術文化真正要傳承發揚光大,必須把武術和武術文化納入到正規的教育體系中。當今武術文化發展暫時處于落后狀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學校教學思路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我們必須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現實,要不斷的更新自己的教育觀念、知識體系以進行及時補充和更新,并對原有知識進行整合,還需要調整自己原有的教學思路和方法,使自己的教學節奏和教學模式適應新的教育形式。不能再用單一、枯燥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機械的學習套路,而忽略武術的技擊性。在課堂中,教師應多講武術的技擊原理,攻防方法,使學生在學習武術的過程中不僅身體素質得到鍛煉,還能傳承武術文化。

3.2營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

利用學校廣播、黑板報、櫥窗、文化廣場、食堂等公共場合作為媒介,對武術文化進行廣泛的宣傳,有利于在全校范圍內形成良好的校園武術文化氛圍,有利于武術文化在校園的傳播。通過多媒體讓學生觀看武俠電影,用廣播宣傳武術賽事介紹武術文化的歷史,用藝術節進行武術套路表演和宣傳,開展與武術有關的知識問答。學校運動會、課余體育活動、體育文化節、體育訓練隊、班級體育活動和各種體育競賽等這些活動的開展,都可以讓學生在校園中充分了解武術和武術文化。其中,武術協會作為武術愛好者互相學習和交流的地方,在營造良好的校園武術文化氛圍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武術協會定期進行武術訓練和武術表演,可以普及武術文化知識,傳授武術技術,使武術在學生尤其是對武術有興趣的學生群體中得以不斷傳播和發展。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全國性質的武術比賽,不僅可以得到學習和提高,而且能加強武術運動在學校體育中的地位,促進武術在學校教育中的發展。

篇（3）

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認同危機的問題開始出現，外國著名學者阿爾蒙德認為“國家認同意識”危機是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穩定產生最大阻力的因素。任何人，只在在國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中生活，民族文化就要適應這種政治生活框架。所以，民族文化的認同就會對國家認同的意識產生影響，相同的文化歸屬會使不同的民族互相認同，從而構成一個團結的國家。實現文化認同教育就要讓所有人在認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對其他民族文化進行吸收和借鑒。而民族文化就是一種將民族性和地域性集為一體的文化，并具有獨特的個性，民俗文化中風尚習俗的表現就是為了維護其價值的連續性，并對各民族的文化觀念進行積淀。學生時期正是培養價值觀的初始階段，在這個時期進行民俗文化教育最容易讓他們產生對文化、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并對其終身群體歸屬感產生積極的作用。

2、學前教育專業民俗文化課程培養學生的文化包容意識

文化包容意識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礎，也是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產生文化認同的基礎。我國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歷經分合之后不斷進行碰撞、滲透和交融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后形成的。我國各族文化雖然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對學生進行民俗文化課程教育，讓他們了解不同民俗文化的交融碰撞，例如：黃道婆向黎族人民學習織錦、侗族人民的鼓樓建造就是借鑒漢族的建筑風格、壯族向漢族學習織錦機技術等等。這樣不僅能夠讓他們對不同的民俗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會對不同的文化形成包容意識，而且這些歷史故事會對其音樂思維能力的發散性有極大的幫助。

3、學前教育專業民俗文化課程促進學生身心發展

我國各族人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也都及其重視教育，總結了大量的教育經驗，并在一代代人民中傳承下來。一些健康知識和教育方法都是各民族在長期的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對現在的學生健康都極具指導意義。另外，各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娛樂活動，如唱歌、跳舞和競技游戲等，不僅讓學生的生活豐富多彩，而且讓他們的身心在音樂中得到發展。

篇（4）

文化學是探討文化現象的起源、演變、傳播、結構、功能、本質、規律的人文社會學科，是文化產業管理專業開設的一門旨在培養大學生文化意識的專業基礎課。鑒于文化的概念大而模糊，范圍廣而無涯。在教學過程中，我發現，怎么學好文化學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剛從高中升入大學的學生。下面我就結合近幾年的教學實踐談一些感想，請專家學者賜教。

一、利用多媒體增加課堂信息量，充實課堂內容。

世界各地的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創造出不同的社會文化。文化學者致力于研究這些文化體系的相似性與多樣性，以探尋人類存在的本質。要讓學生理解各民族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只有運用世界各地異彩紛呈的多民族文化及具體事例，去充實課堂內容，才會使學生耳目一新，充分理解教材的深刻內涵。而多媒體具有充分發揮計算機對文字、圖像、動畫、視頻、音頻等多種媒體綜合處理的優勢，在教學中能極大地活躍課堂氣氛，充實和豐富課堂內容，激發學生學習的求知欲，并能使學生注意力更加集中，對概念、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刻，記憶更加牢固。以往需要大量時間難以掌握的知識點，通過多媒體的展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易于鞏固，從而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和效率。計算機調用資料的速度快，隨意性強，能加快教學節奏，加大課堂教學密度，節省教學時間，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因此，我在教學中充分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展示所講文化內容，增加課堂教學密度。這樣，能使每節課的內容比傳統教學內容多一倍多。教學內容量的增大，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拓寬學生的思路，增加學生的知識量，使學生加深對文化學原理的理解，在較短的時間里學到更多的知識，這對文化學教學目標的實現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播放相關的文化學視頻。

影視是文字作品外另一種文化表述手段，文字與影像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這就決定了這兩種文化展示方法的獨立性、互補性及其存在的價值。影視是用電影或電視片的拍攝與制作為手段以表現文化學原理，從而展示和解釋一個族群的文化或建立比較文化的工作。有時，一幅畫面的含義一萬句話也說不盡，同樣，一句話的寓意可能超過一萬幅畫面，即文字和影像以不同的符號系統傳達與交流信息，是不可比擬的。［1］所以，除講授課本知識外，也嘗試給同學們播放文化類電影。如：國外弗來費提拍攝的關于愛斯基摩人的《北方的納努克》，關于愛爾蘭西海岸線外阿蘭群島的《阿蘭的男子漢》；貝特森和米德拍攝的《三種文化的育兒方式》；珍·陸克等拍攝的《夏日紀事》；馬歇爾的《獵人》；希拉里·哈里斯的《努爾人》；加德納的《沙的河流》，等等。國內主要是上世紀50—60年代拍攝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這些影片反映了少數民族當時的生活方式，因今天已經消失而彌足珍貴。例如：《苦聰人》《佤族》《黎族》等。也有現代拍攝的一些影視，如莊孔韶拍攝的《虎日》及一些當代文化學者拍攝的《六搬村》《最后的山神》《暴雨將至》《撞車》等人類學、文化學視頻，通過播放這些影視，促進了學生對異文化的理解，極大地增強了教學效果。

三、開辟第二課堂，注重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方法是科學研究中基本的方法，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拓展。它通過研究者直接考察研究對象，從而獲得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文化學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強調采用田野調查方法。對學習文化學的學生來說，進行科學的田野調查訓練與實踐，在參與特定的文化社區的生活過程中，觀察和記錄文化現象，感受特定的文化心理體驗是必需的。尤其是對某一文化團體、一種文化現象的考察，通過調查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未經任何人加工修飾過的原始資料，作為進一步的研究基礎。這種基礎上的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和權威性。

19世紀以來，歐美國家的一些文化學家就先后深入到一些還處于原始社會發展階段的民族、人群中，對其文化現象進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進而寫出了文化學的經典研究著作。學生雖不能像早期職業文化學者那樣進行專門的田野調查和參與觀察，但這并不妨礙學生日常生活中對各種文化現象留心觀察和思考。我們本來就生活在文化之中，但常常意識不到文化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生活與心理的影響，就像魚在水中生活，卻意識不到水的存在一樣。在學習文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田野調查觀察和品味各種異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并將文化學的一般理論應用于觀察我們日常的生活實踐，這對激活我們的思想大有好處。［2］在組織同學進行田野調查的教學實踐時要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師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學生田野調查活動的規劃和指導上面。具體說來，教師要負責制訂田野調查計劃，選擇調查內容，還要對學生進行田野調查的指導和培訓。如每年的寒暑假期間，在對學生進行田野調查的培訓后，都組織學生在家鄉進行實地調研，有時親自帶領學生到文化生態保護區進行田野調查。通過開辟第二課堂，學生在直觀的現實生活和開放的教學環境中加深對文化學理論的理解和認識。

四、推薦經典文化學閱讀書目，提高自學效能。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在1972年提出的報告中提出，教育應該較少地致力于傳遞和儲存知識，更努力尋求獲得知識的方法。未來的文盲不再是看他學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學會如何學習。所謂“學會如何學習”實質上就是掌握和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也就是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

提高自學能力的途徑有很多，對于文化學而言，給學生推薦合適的文化學閱讀書目，讓學生通過對這些文獻的閱讀以增進對課堂知識的理解，也有利于學生自學能力的提高。在學生閱讀過這些文化學著作后，指導學生撰寫讀書筆記，申請研究課題等。在研究性實踐中培養學生發現問題、運用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如文化學的入門書籍有：（1）哈維蘭著，瞿鐵鵬、張鈺譯《文化人類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書目的在于向學生全面介紹文化人類學，書中介紹了文化人類學及各分支學科的關鍵概念和術語，同時引入體質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相關材料。此外，本書還簡要引入了人類學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和理念，編排簡明扼要，引人注目，有感染力。（2）埃里克森著，董薇譯，《小地方，大論題——社會文化人類學導論》，商務印書館2008出版，它展示人類學家如何從村莊或城鎮的微觀研究，揭示認同、全球化、性別和宗教等復雜問題。（3）詹姆斯皮科克著，汪麗華譯，《人類學透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書作者將其近半個世紀的與人類學打交道的親身經歷、生活中的趣聞軼事及學科重點融合到一起，簡潔生動地講述了人類學的核心概念、獨特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人類學的哲學底蘊，以及人類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5）巴利（Barley，N.）著，何穎怡譯，《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該書詼諧地描述了作者在喀麥隆田野調查的經歷，討論了田野調查中的無聊、被敵視和危險，作者透露自己作為一個田野考察者是如何去融入當地部落社群，遇到何種艱苦才取得這些考察資料的。（6）列維·施特勞斯著，《憂郁的熱帶》，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此書記載了列維·施特勞斯在卡都衛歐、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幾個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遠的思考歷程與生活體驗。書中獨特、科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精煉雅致的抒情語言表達，發自內心地對發現的激情都無疑給文化學的研究開闊了新的視野和指明了獨特的方法。（7）李亦園著，《人類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出版。是一部綜合了作者對中國文化與人類學理論深邃理解的論著，分析深入淺出，行文行云流水，引人入勝。（8）周大鳴主編，《文化人類學概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該書概述文化人類學的基本原理，使學習者能夠對文化人類學有全面理解，并領會文化相對論、跨文化比較、整體觀、參與觀察等理論與方法；努力在學習者心中播下文化意識的種子，并促使他們積極地面向田野和實際，以消解文化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等給人類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弊端。（9）喬健著，《漂泊中的永恒——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出版。這是作者的田野筆記選集，作者用生動而富有感彩的筆調記錄了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的喜怒哀樂及研究人類學是研究文化的學科。（10）莊孔韶主編，《人類學通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書著重介紹文化概念及其解釋，重新整理了以往中外人類學著作中常見的理論，并探求人類理論的時空軌跡及在今日社會變遷條件下的研究途徑，從而闡明了人類學的理論架構及其內涵。

五、撰寫學術論文，提高學生的思維。

文化學不僅需要了解豐富的知識材料，更需要嚴密的思維，可以說，思維水平直接決定文化學學習的效果。因而，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是文化學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撰寫學術論文是提高學生思維能力的重要途徑。學術論文的撰寫是學生思維和知識的結晶，也可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因為，這是學生自己能夠看到的、直接感知到的東西。而且，撰寫學術論文可大大增強課堂教學的效果。課堂上，老師一般都會講解有關論文的觀點、介紹各種類型的學術性論文，但老師的講解一般主要集中于論文觀點的分析評價。學生掌握了學術論文寫作的技能后，能夠更準確、更全面地理解老師的講解，也能夠更好掌握文化學學術研究的發展。此外，學術論文撰寫也有利于學生的論文寫作水平和文字表述能力、信息檢索和信息組織能力、語言組織能力、口頭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等多方面素質的提高。

篇（5）

每接一屆新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調查摸底，了解學生，如查看各科成績，召開學生座談會，調查問卷，家訪，與學生談心等。

調查了解中發現，導至學生學習差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學生和教師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這里既有學生學習方法和習慣、學習心理及智商因素，更有教師素質、教法等因素。差生一般都有自尊心強、求知欲低的特點，大致可分為三類：

（1）高能差生是由非智力因素引起的，其智商高，反應能力、接受能力強，學習成績暫時較差。以男生居多。特點是好動、貪玩，在學習上投入時間太少。

（2）智商差生成績差是由于接化學論文化學化學論文受能力弱，學習效率低。但真正屬智商差生者為數很少。

（3）偏科差生是指那些對化學不感興趣從而學不進去，甚至放棄學習者，較普遍原因是學習方法不對頭。

二、對癥下藥是方向

對于高能差生，采用“聚焦法”。這類學生腦子靈、反應快，稍微懂了就不愿聽，注意力很難集中。教師只要想方設法把他們的精力“會聚”到學習這個焦點上來，即可摘掉差生的帽子。一般采取兩種方法：

（1）吸收他們參加化學課外小組，組織他們開展“小創造、小發明、小實驗、小制作、小論文”等第二課堂活動，以增強其學習化學的興趣。

（2）鼓勵他們參加化學競賽，促使他們多看書、多練習、多動腦、多動手，把他們心思集中到鉆研化學上來。偏科差生中以女生為多，學習上死記硬背多，靈活運用少。可通過觀察和談心幫助其改進學習方法，并讓他們嘗到成功的喜悅。具體做法是：

（1）對上課害怕回答問題的，盡量提些簡單的問題讓其回答，以增強她們的自信心；

（2）預先培訓后讓其做演示實驗，使其從成功中認識到自己的能力。

（3）讓其擔任課代表，利用青年爭強好勝的心理特點，促使其非學好化學不可。

智商差生大都自卑，易“破罐子破摔”。一般采取感情傾斜法。具體做到：

（1）不歧視，更多地關心這些學習化學論文化學化學論文上的“貧困”者。

（2）促膝談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3）笑臉進課堂，以減少差生的心理壓力。提問、練習多請差生上來，答好者給予表揚，答錯了善言鼓勵。

（4）作業“高標準”，對差生的作業要求和優等生同樣嚴格，多采用面批，當面糾正。

三、鞏固提高是關鍵

要使差生徹底甩掉差生的帽子，并使班里不再有新差生出現，這是解決差生問題的關鍵。通過以下幾方面嘗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1）對學生進行學習化學重要性教育。課堂上舉例，盡量貼近生活實際，以縮短化學與日常生活的距離。結合授課內容講解化學元素發現史和化學家的故事，對學生進行熱愛化學，獻身科學的理想教育。這種教育要“化整為零”，采取生動活潑的形式。

（2）重視實驗教學。實驗教學是提高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培養其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教師既要重視教材規定的演示實驗、實驗習題和學生分組實驗，又要根據教學需要適當增做一些操作簡單、現象明顯的演示實驗，以幫助學生理解概念、原理。

（3）開放實驗室，實驗室是學化學論文化學化學論文生感到“神秘”的地方。只要學生提出合理的實驗方案，就讓他們進實驗室，差生可優先，教師作現場指導。以此鼓勵學生勇于探索，增強他們學習化學的“向心力”。

篇（6）

寫到這里已是論文的結篇之詞，我突然沒有了之前流暢的思路，敲擊鍵盤的手指變得有些沉重起來，總結與回首總是令人感慨萬千。翻看著這厚厚一疊的數萬文字，想起曾經為了要寫六千字的論文而發愁，我不禁對自己微笑了。四年的大學時光轉瞬即逝，十六年的學子生涯亦將揮手告別。這一路走來的點滴片段，此時此刻如同影像般在心底回放，無論快樂、憂傷、收獲還是挫敗，都是那樣的珍貴與溫暖。能端坐于課堂，凝聽老師的諄諄教誨；能留連在圖書館，啃讀冊冊文獻；從一門門課程的學習到一行行論文的撰寫，能擁有這段學習的機會，我有著難以言表的珍惜與努力，惟恐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對學業有絲毫的懈怠，盡其所能不辜負老師、朋友和家人的期望與關懷。

我要深深的感謝我的導師陳凱，從論文的選題到論文的完成，陳老師都給予悉心的指導，您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態度、敏銳的科學思維、忘我的科研精神以及淡泊寧靜的生活境界，讓我在做人和做學問兩方面都獲益非淺。您的幽默風趣和出眾口才更讓我佩服萬分。

感謝化學系的各位領導，感謝龍琪、陸國飛、宋怡三位化學教學論文的老師，感謝你們在學業上的指導和生活中的關心，你們學者的睿智和師者的風范，讓我在熱愛的化學教育領域的領悟更深一層!感謝張鳳、胡應杰、鮮華、劉少賢、陳昌云等老師在實驗場地、實驗器材和藥品上的幫助和實驗技術方面的指導，畢業論文期間得到了你們太多的幫助，尤其是胡老師那一句“實驗要深入”被奉為我設計實驗的關鍵原則。

陳博同學的淵博學識、教育理想和扎實的專業基礎，朱子豐同學的深厚科學素養、敏銳實驗洞察力和熟練的實驗操作技能，以及他們共有的執著、熱情，都是我學習的典范，也給予我投身實驗研究的極大動力。他們在畢業課題實踐過程中的交流、指導，使我獲益匪淺，在這里誠摯地感謝他們。尤其是陳博同學在我實驗失敗時給予我巨大的精神鼓舞，讓我更有信心站在今天的講臺上化學教學論文致謝詞范文化學教學論文致謝詞范文。

江虹、王煒祺、趙鈞若、范淑平、蔡敏堯、馬曉雯等學妹都是在相同課題組共同奮斗的成員，本篇之成文與她們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文中部分還參考了她們發表的部分成果。青春靚麗、才華橫溢的你們讓我對曉莊的校園更加留戀。謹以拙文向她們表示謝意。

本文還參考了部分江蘇蘇州高級中學的徐惠老師、揚州大學化學化工學院的胡益民老師與導師合作的論文，雖然沒有見過這兩位老師，但是仍然要向他們表達我的謝意。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的保志明老師、江蘇艾迪生公司副總沙德慧先生也給予我很多指導，特別感謝他們。

最后，我要以無比的深情感謝我遠在家鄉的父母，你們的浩蕩養育之恩、深刻體察之心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我今生最大的財富和幸福。

化學教學論文致謝詞范文二

致謝2011年8月30日，我踏入了浙江大學，開始了新的求學之路。時至今曰，3年多的時光已悄然消逝。再回首，內心思緒萬千，感慨良多。在本科論文完成之際，我要向曾經給與我莫大幫助的老師、同學、朋友及親人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謝!

我要感謝我尊敬的導師一一寶貢敏教授。寶老師在做人、學習等多個方面為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值得我不斷的去學習。寶老師的思維非常的好，講話十分有邏輯，簡單明了，并能給與人深刻的啟發；做事十分嚴謹，工作兢兢業業，為人謙和，等等。在本科學習階段，寶老師一直用科學的精神要求我們，讓我們認清道與術的關系，并讓我們嚴格遵守學術道德規范，這為我本科論文的寫作以及將來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本科論文的整個過程，都離不開寶老師的用心指導和教誨，以及資助，例如，在例會進行匯報時，寶老師總能給出具體的完善意見。此外，寶老師對待每個學生象對待子女一樣，在生活中也給與了我悉心的照顧。同時，師母俞秀金老師待人真誠、和藹可親，在我本科學習階段也給與了我溫暖的關懷。

感謝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各位老師，例如，吳曉波教授、張鋼教授、魏江教授、陳凌教授、周帆教授、霍寶峰教授等，他們的講課讓我受益匪淺。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組織的國內外專家的學術講座，開闊了我的思維，讓我增加了大量的知識。

我要感謝同門張世琪、李賢紅、趙卓嘉、蔡麗玲師姐，師妹龍思穎、夏倩雯、黃諄心、陳瑾，師弟肖增瑞，在我本科學習期間給予的幫助和關心。我要感謝2011級本科班的所有同學，他們給與了許多的幫助，以及快樂，有他們的陪伴使得本科階段的學習更加豐富多彩和更加的有意義化學教學論文致謝詞范文論文。

感謝浙江省科技廳、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相關人員，他們也給與了我一定的支持和幫助

感謝浙江理工大學的程華教授對我的鼓勵，感謝浙江理工大學的薛憲方副教授、MBA中心、楊嘵剛科長，感謝浙江財經大學的吳道友副教授，對我學習的支持與幫助。

篇（7）

傳統數學教學常常只將重點放在知識與技能的傳授方面，而在培養學生對數學這一門學科的文化內涵、思想體系的認識上往往重視不夠.這種教學的結果常常使學生感到枯燥無味而失去學習數學課程的熱情與興趣.而且，隨著人們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與對數學文化知識重要性的不斷了解，其巨大的教育價值更加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視.

數學課程應該是數學歷史及發展趨勢以及對人類文明發展作用的反映.張奠宙教授曾強調，數學文化應當與數學教學相結合，使學生在實際教學中真正感受數學文化并與之產生共鳴.在推崇綜合發展、文理交融的現代社會，我們更要轉變教學觀念，將數學文化與大學數學教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二、數學文化內涵及其對高等數學教學的重要性

“國家級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數學科學院院長顧沛教授對數學文化內涵的定義分為：數學文化從狹義來講，指的是數學思想、方法、精神、語言、觀點及其形成與發展；從廣義上來講，還包括數學美、數學史、數學與人文的交叉、數學教育、數學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大學數學教學的目的不僅是向學生傳授知識，更應當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判斷力、理解力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最大可能地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所以，現代大學數學教學應將更多的精力傾注在學生數學能力的培養上，而這個目標的實現就是要將數學文化與數學教學有機結合起來.

三、如何將數學文化與數學教學有效相結合

1.更新教師教育觀念，提高其文化素養

教師更新數學教學觀念，提高自身文化素養，是傳授數學文化學生的前提條件.現代的大學教師不僅要專業知識扎實，而且要知識面足夠寬廣，對數學哲學、數學史等方面的基本知識足夠熟悉，掌握高等數學的歷史背景、發展現狀、應用價值與前景，并能將課程知識與這些知識很好地融合后再傳授給學生.具體來說，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師應深入鉆研教材，合理組織教學，加強與其他專業老師的合作.由于所有教材都有其缺點，因此在備課過程中教師應盡可能地參考多種教材，選擇優秀部分進行教學.由于所教學生的專業不同，特點也不同，大學數學教師在教學時就應當根據學生的專業選擇內容，根據專業需要的內容進行細講，而那些用不到的知識就可粗講甚至忽略.比如傅里葉級數這部分知識對計算機專業學生的專業知識學習比較重要，因此應進行重點講解；在講解重點內容時，還可以將人多的大課堂分成小班教學，并依據學生的基礎不同進行合理教學，使所有學生都能很好地學到知識.

其次，教師間也要重視對教學思路的探討，在進行教學內容順序的安排時，既要遵循由淺入深、從特例引出一般的原則，又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由于微分與定積分、不定積分聯系非常密切，因此可以將定積分與不定積分合為一章，先講解定積分概念和性質，然后依據微積分基本定理，建立定積分與不定積分（原函數）之間的聯系，最后講解基本積分法，這樣安排既方便學生理解，還能突出重點.

2.優化課堂教學內容

第一，以數學內容自身作為出發點，體現其文化價值.大學數學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嚴謹規范的數學知識，有益于學生形成團結協作、踏實細微、嚴肅認真的作風.數學中的常量與變量、有限與無限、微分與積分等都是量變與質變、對立統一等辯證唯物主義的極好的教學材料，有助于學生形成科學的方法論與世界觀.

第二，讓學生多了解數學家的事跡與思維過程，以及數學的有關史料和應用前景，使學生從中認識到所有科學都是經過認識與再認識、成功與失敗的循環往復才不斷發展的，科學上每一個小進步都是科學家不懈努力、刻苦鉆研的結果，這將很好地調動學生學習數學的非智力因素.以我國數學家陳景潤為例，他學習的條件極端艱苦，但是仍然熱愛癡迷于數學，堅持不懈地進行數學研究，最終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這一世界著名難題.通過這一事例必將激發學生熱愛數學和獻身數學的精神.

第三，數學課程還應重視數學史料的教學，反映出數學文化的方法、思想、精神、語言、工具的作用，強調數學內容與日常工作生活相結合，突出思想方法與生活緊密聯系的原則，增加統計、估算、線性規則、數據分析、運籌、圖論等知識，提高學生學好數學的自信心與自覺性.

3.注重改變學生學習方式

數學教學的最終目的是使學生掌握獨自學習的本領，而加強數學文化的教學能夠很好地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一方面，引導學生多接觸和閱讀有關的論文與文化書籍，使學生首先對數學知識的發展與應用過程有一定了解，進而更深刻地理解數學知識的意義，這樣在增加學生知識面的同時又使其學會了一定的自學方法.另一方面，增設一些活動課與探討課，鼓勵學生積極走入社會，具體實踐過程可采用“提出問題→建模→求解→應用”的模式.鼓勵他們合作交流與自主探索，增強他們學好數學的決心與愿望，提高他們應用數學知識的能力與意識，認真體會到不同知識的聯系，得出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與寶貴經驗.

篇（8）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3－0204－01

本文主要探討在多元文化匯集與本土文化認同的背景下，如何建立高等學科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概論課程之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所謂“跨文化比較”，是指通過中外（主要為中西方）相互比較的方法，以文學的基本命題為討論核心，全面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學理論觀點。通過這種新方法，不僅能匡正目前文學概論教學中的西方化傾向，且有利于復蘇中國傳統文論，提升學生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一、確立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的必要性

跨文化比較不僅對學術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在文學概論課程教學中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有必要在教學中加以實踐，其必要性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將文學理論納入到多元文化視野當中，試圖還原“文學”這一概念的本民族意義。長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界均為一個問題所困擾，即文學基本問題闡釋角度的單一化，或者說是全盤西方化。高校教學中普遍存在著一個現象，教、學兩方面在理解文學基本規律時僅限于西方話語，而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誠然，文學理論的學科設置體系源自于西方世界，然而在面對中國文學作品、文學創作活動之時，借助本民族傳統文論思想應更利于對文學規律的把握。因此，將中國與西方的文藝理論共置于文學概論課程的教學中，形成跨文化交流的視野，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其二，借助新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實現該課程的理論具象化、實踐學理化的創新范式。文學概論課程旨在解釋文學活動的基本規律，其學理性較強。因此，借用新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成為了一種必須。

二、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的構成與措施

跨文化學習模式主要由宏觀理論研究與微觀實踐操作兩部分所構成：

第一，宏觀理論研究。該部分旨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梳理近些年文學概論課程教學模式的新思路，并總結出該課程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的學理背景與實踐可能。

第二，微觀實踐操作。此部分包括課堂教學與課外實踐兩個環節的培訓。具體而言，課堂教學環節可從以下幾點著手：首先，對常規性教學進行改革。著重講解文學理論的基本命題，突出文學一般發展規律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面貌與不同特征，并指導學生展開課堂討論。其次，借助專業選修課提高學生對文學理論知識的理解與運用能力。

另外，加強多媒體課件在日常性教學當中的作用，充分展現教學手段的多樣化與時代性。通過文字、聲音、圖片等物質媒介，訴諸視覺、聽覺等感官，呈現給學生一個形象化、多樣態的文學世界。同時，還要有意識地選擇當代作家觀點、文學作品，也能彰顯文學理論的時代性，強化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

就課外實踐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

其一，要求學生進行閱讀筆記的寫作。閱讀筆記主要指針對教材所涉及的核心理論觀點，以及學生課外所習得的文學理論展開介紹、品評等工作，數量為每學期四至六篇。通過撰寫閱讀筆記，能創造學生自主性學習的機會，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其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科技創新與文學活動。利用課堂所獲得的文學理論知識去解釋現實生活中的文學現象，是科技創新活動的主旨。因此，通過該項以調查、研究為主要內容的競賽活動，可以激發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

三、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的創新之處

首先，將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納入到文學概論課程教學中，這是一種具有開創性的教學理念。就目前國內高校教學改革的相關資料而言，本論文所涉及到的某些改革方案雖已采用，但呈現出零散、缺乏系統性的態勢。因此，通過跨文化學習模式，架構起文學概論課程的新型學習模式，為本課程教學改革適應新時展提供了一種可能。

其次，利于對文學基本問題的深入理解。以“跨文化比較學習模式”為教學核心，著意于各種教學實踐、教學手段的改良，這有助于學生全面理解文學發展的核心問題。

再次，提升學生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認知能力。借助跨文化的比較方法，使得學生在掌握文學理論知識的同時，能自覺地總結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特點，提高認識水平。

最后，促進人文素質教育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文學即為“人學”。由此，通過文學理論問題的解答與人生話題的探討，不僅便于學生全面掌握文學理論知識，而且還能鍛造大學生多思考、勤觀察的能力。

【參考文獻】

篇（9）

2.化學論文中表格設計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3.合成類化學論文前言的審改原則及實例分析

4.合成類化學論文摘要的基本標準及其審改實例

5.合成類化學論文題名的審改原則及實例分析

6.科技文獻檢索與化學論文撰寫

7.如何撰寫分析化學論文

8.提高化學類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思考 

9.課程論文在公安基礎化學教學中的實踐 

10.化學論文中幾組易混字辨析

11.基于合著論文的學科知識流動網絡的特征分析——以“藥物化學”學科為例

12.2002~2012年我國化學類高被引論文分析

13.廣西高校大學生化學論文設計競賽的實踐與研究

14.醫用化學論文寫作的實踐教學

15.30種化學類核心期刊高被引論文研究

16.千名醫學家推薦最新七大生物化學論文 

17.課程論文與化學專業實驗一體化教學探索與實踐 

18.淺談化學專業英語論文寫作 

19.化學化工本科畢業論文產學研教學模式的實踐 

20.分析化學實驗教學改革論文的統計分析 

21.PTA量表在物理化學課程論文評價中的應用 

22.縮短科技期刊周期的思考及實踐——以《化學學報》為例

23.指導教師在化學本科畢業論文中的指導作用 

24.物理學、化學論文的特點及寫作要求

25.促進化學類本科畢業論文質量提高的幾點思考 

26.美國化學鍍鎳年會論文綜述 

27.高被引論文的參考文獻特征研究——以化學領域為例的實證分析

28.物理學、化學論文的寫作特點和要求

29.廣東省舉行分析化學論文報告會

30.基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畢業論文化學實驗的綠色化

31.1983年分析化學論文報告會概況

32.分析化學論文報告會在陜西臨潼召開

33.化學化工本科畢業論文存在問題和改革措施

34.電子期刊庫對于高校化學學科科研的文獻保障狀況研究——以上海師范大學化學學科用戶近五年SCI收錄論文為例

35.應用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設計(論文)質量控制的探討

36.試析化學類論文英文摘要特點

37.化學類論文圖形摘要的主要類型及設計技巧

38.諾貝爾獎與科學家論文數量、被引頻次的相關性——基于2000-2010年諾貝爾化學、物理學獲獎者的實證研究 

39.化學基礎研究論文的引文統計與評價

40.我國化學論文產出的科學計量分析 

41.農科院校提高化學類專業畢業論文質量的探索與實踐

42.2000～2004年SCI-E收錄《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進展》論文分析

43.中美科技期刊論文英文標題詞匯特征對比分析——以化學類為例

44.國外新發表的皮革化學論文

45.綜述論文在化學期刊中的作用及編輯組稿策略——以《高等學校化學學報》的辦刊實踐為例

46.應用化學畢業論文教學中指導教師和實驗員角色的探討 

47.小論文在分析化學教學改革中的應用

48.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有機化學)論文統計分析

49.地方本科院校化學化工類畢業論文教學改革

50.轉型目標下如何提高化學類專業畢業論文質量  

51.課程論文在食品化學理論教學中的實踐與探索

52.論文式實驗報告在生物化學實驗教學中的應用 

53.中美高影響因子化學類科技期刊研究性論文標題用詞對比分析

54.如何提高化學、化工類畢業論文質量

55.化學專業科研論文的撰寫技巧探究 

56.論化學類本科畢業論文的撰寫

57.高師院校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中的問題及其撰寫要求

58.論文寫作在專科臨床醫學專業生物化學教學中的應用

59.一九八年中國化學會分析化學論文報告會論文目錄

60.生物化學實驗教學改革探討——論文式實驗報告

61.地方高校應用化學本科畢業論文改革探索

62.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改革與應用型科研人才培養的實踐

63.中國化學研究論文總數已名列世界第三

64.普通本科院校化學化工類畢業論文(設計)質量改進探索與實踐

65.第四次中日煤化學、碳——化學論文報告會介紹(Ⅱ)

66.指導化學工藝專業碩士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的一些體會

67.化學文摘（CA）對我國化學期刊論文的處理

68.提高獨立院校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探討 

69.應用化學專業畢業論文(設計)實施方案的探索及實踐

70.保障應用化學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探索

71.Elsevier收錄我國分析化學類期刊論文的特點及對題名和關鍵詞的修改

72.碩士學位論文質量過程控制及管理探索——以廣西大學化學化工類碩士學位論文為例

73.應用化學專業畢業論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與指導策略

74.提高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實踐與思考

75.中國化學研究論文總數名列世界第三

76.化學論文關鍵詞的選定與排序

77.理工科本科畢業論文改革創新模式研究與實踐——以化學類專業為例 

78.化學化工常用軟件在相關科技論文中的應用

79.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中創新性問題的思考 

80.提高化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探討 

81.淺談《科技論文寫作》在化學化工專業本科教學中的作用—以“合肥學院能源化學工程”專業為例

82.提高化學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建議

83.科技創新導向的化學化工類本科畢業論文模式思考與實踐 

84.化學化工類畢業論文(設計)質量的影響因素與對策研究

85.“《化學學報》2014年度最具影響力論文獎”揭曉

86.提高應用化學專業畢業論文(設計)質量的探索與實踐——以安徽工程大學應用化學專業為例

87.“《化學學報》2014年度最有影響力論文獎”揭曉

88.“《化學學報》2013年度最有影響力論文獎”揭曉

89.理工科本科畢業論文現狀及分析—以化學類專業為例

90.應用為導向的《化學文獻檢索及論文寫作》教改探索

91.《結構化學》教學中設置課程論文的思考與嘗試 

92.有機化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改革的探索

93.我國成為化學論文大國

94.28屆地質大會有關礦物巖石地球化學論文摘要選

95.強化化學本科畢業論文實驗教學環節的幾點探討

96.化學十年:世界與中國——基于2001-2010年WoS論文的文獻計量分析

97.校企合作指導應用化學專業畢業論文(設計)的新模式的探討

篇（10）

人類已進入21世紀，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世界各國文化時刻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文化是一個范圍十分廣泛，作用十分顯著的概念，它涵蓋了包括語言、行為、藝術、風格等在內的所有視覺、聽覺行為等方面的東西。人們對文化的意識兒乎影響著人們所有的行為和活動，教學行為與活動也不例外，尤其在英語教學活動中，教學與文化更為密不可分，處理好教學與文化的關系，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營造美好多元的課堂氣氛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英語教學中文化意識培養的重要性

英語教師在教學中，講解一個詞時，讓學生明白這個詞在不同文化中的聯想不盡相同，如“bat"這個詞在中英文化有不同的意義，西方人對“bat"無好感，會聯想到壞的特征，如“asblind as a bat"(瞎的與蝙蝠一樣);"He’s。bit batty."(他有點反常)。更壞的比喻提到“bat"想到兇惡、丑陋。而中國人認為蝙蝠是吉祥健康的象征，因為蝠與福同音，有些圖畫把蝙蝠與鹿畫在一起“福祿”象征財富、權貴、幸福;再如鳳凰phoenix也叫長生鳥，生活在阿拉伯的沙漠中，可活數百年，然后自焚為灰而再生，在西方文化中域再生、再活相聯系，中國神話中鳳凰是鳥中之王，雄性為鳳，雌性為凰，代表吉祥;再如，"red”這個詞，在西方文化中指“blood"(鮮血的顏色)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奔騰在人體內的生命之液，一旦鮮血流淌下來，生命之花便會凋謝，所以"red”使西方人想到暴力危險，而中國人認為“red”是令人激動的，能使我們想到火、血、革命，著名漢學家霍克在譯《紅樓夢》時意識到‘`red”可能使現代英語讀者聯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說原來使用過的書名，《石頭記》譯為《The Stoiy of theStone》。

二、英語教學中文化意識培養的途徑

(一)課堂外的文化及培養

英語作為一門語言課，尤其是外語的學習，加強學生對世界各國的理解及學生自身文化素養的培養，會對英語課堂教學奠定良好的基礎。生命展現于生活，生活是生命的形式。生活世界是人類一切有意義的發源地，是一切人的生命、生活、組織、社會的存在基礎，是個體生命存在的真實根基。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目前，課堂之所以處于如此尷尬的境地，是因為課堂脫離了生活，從而使課堂教學氛圍的營造缺乏真實性，難以維持。因此英語課堂教學要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尋找并學習相應的語言文化。

教學內容不局限于教科書.學生和老師在課余時間.可通過電視、報紙、雜志、網絡信息或學校閱覽室等豐富多彩的課程資源，拓展學生學習和運用英語的渠道，例如，通過報紙雜志了解國外新聞，通過電視中關于英語節目的收視，讓學生及教師了解世界各國語言文化的差異，及不同英語國家千變萬化的語音語調，而不僅僅是規范的英國口音;網絡信息的收看，可大大擴展學生的視野，了解課上學生學不到的知識。例如，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課堂教學如果脫胎于生活，既達不到對日常生活與科學生活的和諧，又沒有協調學生的當下生活和未來生活，所以課堂外的文化理念是不可缺少的。學校圖書室是學生們學習的知識海洋，其中一些英語書籍、雜志，如果學生們常讀，都會在無形中提高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從而課堂學習更加得心應手，這些知識會成為學生們“隨時間動用的知識儲備”。在《歐洲科學危機與先驗現象》一書中胡塞爾指出“生活世界是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并且能夠被經驗到的世界。” “一堂課”在中國文化中一般由“一個固定的教學班”，教師、教材、教室和一套較為固定的教學程序組成，而在英語文化中，"a class"中的學生就不一定來自一個固定的教學班，不一定有固定的教材，教師的作用不一定與中國教師的一樣，教學程序也常常不是固定的。因此，外語學習離不開對課外資源所負載的文化的了解。

通過對豐富多彩的課程資源的了解及收集學習，學生不僅學到了課外語言文化，也為自身文化修養及文化理解奠定基礎并有所提高，形成一定的道德觀、價值觀、從而避免盲目地排斥異國文化或盲目地追隨，模仿異國文化，甚至忘記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

篇（11）

初中語文課本中的文言文絕大部分是古代文化的經典，要了解中囤經典，不得不學習文言文，另外古代文化經典所使用的語言是文言文，學習文言文的同時，也是了解民族文化的過程，從而揭示了文言文進行文化解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從文化的角度和語感的角度談中學文言文教學，希望能為中學文言文教學灃入新的活力。

1語感在文言文教學中的意義

學生們學習文言文普遍感到比較困難，究其原因，很多學生覺得文言文不好理解，不易記憶，尤其是象用法比較靈活的代詞，學生更感到頭痛。其實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言文距離中學生的生活比較遠，在日常生活中沒有運用的機會，所以學生缺乏語感。新課標中就提到了要重視學生語感的培養。葉圣陶先生在《文心·語匯與語感》中提出，語感是“對于辭類的感覺力”。換句話說，語感是一種語文修養，是一種話語系統的敏銳感覺，是長期規范的語言感受和語言運用中養成的一種帶有濃厚經驗色彩的比較直接迅速地感悟語占的能力。在知識的鞏周階段，語感能有效抑制遺忘，同時，它還是文占文運用的重要基礎。

學生在學習文言時通過多次反復誦讀對理解文言文有很大的幫助。許多心理學家的實驗已經證實了這一點。也正是占人所說的“讀書百遍，其義自現”。另一方而存學習完成后，多次朗讀學過的內容，這也是種及時的復習，能很好的克服學生出現的遺忠。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的遺忘曲線表明只有多次識記不斷強化屺憶痕跡，才會防止其逐漸衰退減弱以至消失。

朗讀最基本的要求是能準確響亮地讀出內容。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說：“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中，不可少一字，不町多一字。”古人強調反復讀，其實也有一定道理。朗讀時口、眼耳和大腦一起活動(呆址了信息被多次強化，比閱讀默記的效糶更好。另外，多次重復朗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無意注意，在潛移默化中培養語感。如古人所說：“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只有反復誦讀，才能體會出文章的音韻美、節奏美、氣勢美，才能讓學生真正感到文章的起承轉合，才能讓學生真正從感性上、直覺上、整體上去認識語文材料，塒語文材料進行主觀的消化吸收。葉圣陶先生說得好：“吟詠的時候，對十討究所得的不僅理智了解，親切地體會，不知不覺之間，內容與理化為讀者自己的東西了，這是最可貴的種境界。”正如坡之詩句“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精思子自知。”

能準確響亮地讀出內容還只是朗讀的基本層次，更高的層次是讓讀和聽的人都為情所動。如果讀者能做到讀人如見其人，讀聲使人如聞其聲，讀景讓人如臨其景，讀事使人感到歷歷在目，讓昕和讀的人都沉醉在內容情景中。學生在朗讀時，把書面語言還原為口頭語言和表情、動作。一邊讀一邊揣摩，就能體會文章內容。反復讀，熟讀成誦時，文章中的詞匯、句式、表達方法就能被學生消化、吸收，最后增加到自己的語言儲備中去。

2文言文與中國古代文化

文言文是時代文化的載體。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人類創造的為人類共享的。語言是文化的符號。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烏申斯基說：“人類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內心活動的結果、各種歷史事件、信念、觀念，己成為陳跡的悲哀與歡樂，都融入祖國語言的寶庫中。簡言之，人類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跡都保存在民族語言中，語言是一條最生動、最豐富和最牢固的紐帶，它把古往今來世：代代的人民連接成一個偉大的、歷史的活生生的整體。”一部藝術作品無論它如何拒絕或忽視其社會，但總是深深地根植于社會之中的。

文言文作為中國古代的語言，無疑也是漢文化的載體和寫照。德國哲學家赫德爾曾說：“語言的特質就是該國(民族)文化特質。”語言和文化之川存有依附關系，這一點詞匯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文言文承載著文化的信息，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活。文言文中一些詞語集中概括了相應文化領域的思想范疇。